乔治·格兰特在其1965年的著作《为一个国家哀悼》中，以加拿大政治事件为起点，深刻剖析了现代技术文明的内在逻辑。他认为，追求无限进步和效率的现代性，最终将导向一个“普遍同质化国家”，在这个全球体系中，地方文化、传统价值和真正的政治辩论都将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技术官僚的管理和对人性的改造。尽管起因是加拿大的独立性问题，但其核心论点是对整个现代世界走向的哲学洞察，这一洞察在今天看来愈发具有现实意义。
一场政治失败引发的哀悼
《为一个国家哀悼》的直接导火索是加拿大前总理约翰·迪芬贝克的败选。迪芬贝克因拒绝在加拿大部署美国的核弹头，触怒了本国的权势阶层，最终被迫下台。
在格兰特看来，这并非一次普通的政坛更迭。他认为，这标志着加拿大作为一个拥有独立政治和道德追求的项目的终结。加拿大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在文化和经济上被其强大的邻国——美国——所同化，失去其独特性。
- 关键事件： 前总理迪芬贝克因抵制美国核武器而下台。
- 格兰特的观点： 这象征着加拿大精英阶层向美国压力的屈服，以及加拿大独立性的丧失。
- 深层意义： 加拿大的命运预示了一个更大的趋势——在一个由追求进步的强国主导的大陆上，一个保守的国家是不可能存在的。
普遍同质化国家的崛起
格兰特将加拿大的命运置于一个更宏大的哲学框架下进行分析。他借用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观点，提出了“普遍同质化国家”这一核心概念，并认为这是现代政治（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版本）的终极目标。
- 普遍性（Universal）： 旨在建立一个统一的全球秩序，消除所有国际冲突。
- 同质性（Homogeneous）： 所有人都享有形式上的平等，可以互相替代，并服务于一个共同目标——无限扩张人类对自然（包括人性自身）的控制力。
格兰特认为，美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矛头”，因为它最彻底地拥抱了无休止的进步理念。在他看来，自由资本主义比马克思主义更具“进步性”，因为它不为技术发展设置任何伦理限制。
一个以技术掌控为最高目标的文明，必然以全球暴政告终。
技术统治的代价
格兰特警告说，普遍同质化国家虽然承诺通过技术解决痛苦和匮乏，但其代价是巨大的。
- 地方文化的消亡： “自由主义是土著文化被同质化的意识形态工具。” 随着地方文化的消失，真正的卓越与德性也失去了生长的土壤。
- 政治的终结： 真正的政治辩论（关于不同“善”的讨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非人格化的技术官僚管理。曾经的政治问题被重新定义为需要专家解决的技术问题。例如，在新冠疫情封锁期间，关于如何权衡各方利益的政治问题，被简化为一句“听科学的”。
- 对人性的改造： 技术掌控的野心最终会转向人类自身。格兰特预见到了“超人类主义”的出现，即利用生物化学和行为科学等技术来控制遗传、心理和社会生活，最终将人性本身视为可改造的原材料。
保守主义的终结与挥之不去的预言
格兰特的结论是悲观的：在现代社会，真正的保守主义已无可能。
保守主义的本意是守护那些不变的价值，如传统、德性和稳定的人性观念。然而，技术文明的本质就是持续的变革与颠覆。那些自称的“保守派”为了获得政治影响力，也不得不与那些侵蚀他们所要守护之物的力量结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一个国家哀悼》的出版反而激起了一波加拿大民族主义浪潮。但格兰特坚称，这本书并非政治檄文，而是一部哲学著作。六十年后，他所揭示的逻辑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愈演愈烈。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平台、算法治理、跨国公司权力等现象，都印证了他对“普遍同质化国家”的诊断。他所提出的问题，已不再是哲学家的牢骚，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