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鼓励更多父母留在家中照顾孩子，保守派政策制定者应将重点从普适性奖励转向为低收入父母提供直接经济支持。研究表明，与高收入群体不同，低收入父母在获得足够补贴后，更愿意减少工作时间以陪伴孩子。当前的福利体系往往强迫低收入母亲工作，忽视了育儿劳动的价值，甚至对儿童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最有效的策略是推行全国性的带薪育儿假，并结合无附加条件的现金补贴，旨在赋予低收入家庭真正的选择权，而非变相激励或惩罚，从而建立一个更公平、更注重家庭的社会支持系统。
保守派的目标与现实脱节
保守派希望看到更多父母（尤其是母亲）留在家中，以应对出生率下降等问题，并建立更注重家庭而非工作的社会。然而，他们提出的一些方案，如“婴儿奖金”或增加儿童税收抵免，可能无法说服大多数人放弃工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曾尖锐地反问：“我们是给她们一百万美元吗？”
这表明，对于中高收入家庭而言，放弃工作带来的经济和职业损失巨大。因此，如果政策目标是让更多父母回家，最有效的方法可能是将资源和注意力集中在低收入父母身上。
- 研究表明，低收入父母群体尤其愿意在获得经济支持的情况下，减少有偿工作时间来陪伴孩子。
- 对这一群体的小额投资，可能在解决托儿服务短缺、促进儿童发展和活跃社区方面产生巨大回报。
强迫贫困母亲工作的历史包袱
从历史上看，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最希望看到工作的恰恰是贫困父母，尤其是单身有色人种母亲。
很多人嘴上说支持母亲在家带孩子，但他们似乎不认为这适用于低收入人群。
这种观念根深蒂固。早期的“母亲养老金”主要提供给白人寡妇，而有色人种母亲则被普遍认为“应该去工作”。克林顿时代的福利改革更是通过严格的工作要求，成功地将许多新妈妈推向了劳动市场，但这却对她们的孩子造成了伤害。
研究发现，被迫工作的母亲在情感支持方面对幼儿产生了负面影响。经济学家克里斯·赫伯斯特（Chris Herbst）将其归因于三个因素：
- 被迫工作： 母亲们可能在自己或孩子准备好之前，就感觉被迫重返工作岗位。
- 工作质量差： 低薪工作通常伴随着“不稳定的工作时间”和繁重的体力劳动，与照顾婴儿的需求不相容。
- 托儿质量低： 贫困家庭能够获得的托儿服务质量很低，有时甚至会对儿童的认知和行为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福利改革最隐蔽的后果在于其意识形态：它允许一位母亲通过有偿照顾别人的孩子来满足工作要求，却不承认照顾自己的孩子是劳动。这一定义将父母的责任完全等同于提供经济支持，完全忽视了育儿本身的价值。
为何投资低收入父母是明智之举
将政策重点放在低收入父母身上，可以带来多重收益。
- 缓解托儿短缺： 帮助低收入父母（包括单身母亲）减少工作，可以缓解婴幼儿托儿服务的短缺，尤其是在贫困社区。
- 获得更好的工作： 这让父母有时间等待那些工作时间、地点和环境更适合家庭需求的工作和托儿服务。
- 激活社区： 更多留在家中的父母可以参与社区活动，例如在孩子上下学的路上照看他们，从而使社区更有活力。
政策设计的思路与陷阱
许多发达国家早已通过提供育儿津贴和带薪育儿假，给予新生儿家庭缓冲时间。但在美国，这通常只是高薪工作的富裕父母才有的选择。
一些州虽然提供带薪育儿假，但对低收入家庭效果不佳。例如，加州早期的工资替代率太低，许多低收入父母根本无法承受休假带来的收入损失。这意味着他们缴纳了社保费，却无法享受福利。
过去，美国也曾有过向低收入母亲支付费用让其在家的试点项目（如明尼苏达州和蒙大拿州），但都因资金不稳定和缺乏政治支持而失败。
一条可行的政策路径
专家建议，理想的方案应旨在赋予父母选择权，而不是激励或阻止他们外出工作。
一个有效的模式是：将全国性带薪育儿假与无附加条件的现金补贴相结合。
- 改革税收抵免： 将儿童税收抵免等政策永久化，并使其完全可退还，这样没有收入或收入极低的家庭也能受益。资金需要在婴儿出生后立即发放，而不是等到报税季。
- 确定合理的金额： 钱给多少才够？研究表明，每月约 300 美元的补贴可能不足以让单身母亲减少工作，但每月 800 美元或许可以。具体金额应根据家庭结构和孩子数量进行调整。
- 承认育儿是贡献： 任何资金支持都应被视为对父母贡献的补偿，而不是施舍。这能让父母在未来“以更强大的姿态进入职场”。
几十年来，立法者对低收入家庭充满了家长式作风，而高收入家庭则拥有所有选择。这种双重标准对政策制定和社会发展都没有好处。
最终，目标应该是让所有父母，无论收入高低，都能拥有选择。一位母亲回忆，在生第一个孩子时，她仅三周就重返餐厅工作。而在生双胞胎时，由于经济状况改善，她能够全职在家，进行母乳喂养，并给予孩子充足的陪伴。她说，这是一种“美妙”的体验，是所有父母都应该拥有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