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喜剧为何愈发偏向右翼？

这篇内容探讨了当代政治话语中的几个关键议题。首先，它回顾了北约的历史和宗旨，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北约的敌意不仅威胁全球安全，也损害了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因为捍卫海外民主与促进国内自由息息相关。接着，内容转向分析喜剧播客日益右倾的现象，指出许多喜剧演员从反建制的“反觉醒”立场出发，最终陷入了更极端的意识形态。这其中，观众的“共谋”和对“真实感”的追求，使得未经核实的内容大行其道。最后，通过解读伊迪丝·沃顿的短篇小说《他时》，内容反思了“取消文化”的持久影响：即便社会道德标准发生变化，那些曾被排斥的个体也未必能得到平反，其污点会永久留存。

北约：重温旧真理

二战后，美国为重建欧洲经济、遏制苏联扩张，并为盟友提供安全保障，主导建立了北约（NATO）。这一组织的核心承诺是，对任何一个成员国的攻击都将被视为对全体成员国的攻击。

• 不对等的承诺： 尽管名义上是互助防御，但实际上主要是美国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核武器，为其他成员国提供单向安全保障。
• 促进和平与民主： 北约不仅是军事联盟，也扮演了和平调解者和民主推广者的角色。
  • 它吸纳了希腊和土耳其这两个宿敌，有效遏制了它们之间的冲突。
  • 它将西德纳入体系，化解了欧洲对德国重新崛起的恐惧。
  • 它规定成员国必须是民主政体，西班牙在民主化之后才得以加入。
  • 后冷战时代的成就： 苏联解体后，北约在确保核材料安全、推动中欧国家融入欧洲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那些攻击美国海外义务的人，实际上是在攻击美国国内的理想。他们想要一个更专制、更排外的美国，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瓦解那套促使我们变得更好的外交政策。

因此，捍卫北约不仅仅是捍卫世界和平，也是在捍卫美国国内最好的民主理想。孤立主义和国内的倒退、威权主义往往是同一项目的两个方面。

喜剧为何右转？

近年来，喜剧界，特别是播客圈，出现了一股明显的右倾潮流。曾经被视为反叛和左翼的喜剧，如今越来越多地与“反觉醒”（anti-woke）乃至更右的立场联系在一起。

• “反觉醒”生态系统： 以乔·罗根（Joe Rogan）为中心，在奥斯汀等地形成了一个新的喜剧生态。这个圈子吸引了那些感觉被主流“左翼说教”排挤的喜剧演员。
• 被“取消”后的反弹： 喜剧演员沙恩·吉利斯（Shane Gillis）是一个典型例子。他因早年的不当言论被《周六夜现场》解雇，但随后通过自己的播客大获成功，并最终被邀请回去主持节目。这展示了一条路径：被主流放逐，却在另一个生态系统中获得巨大成功。
• 从“反觉醒”到极端化： 这条道路存在一个“传送带”效应，一些喜剧演员从反建制、反疫苗的立场开始，逐渐滑向更危险的领域，例如为纳粹主义辩护。
  • 这种趋势的核心是一种“LOL，什么都无所谓”的虚无主义，以及“我只是在提问”的伪装，以此来规避道德责任。
  • 他们将自己塑造成反抗权威的伽利略，但实际上往往只是在自己不了解的领域发表错误言论。

当你嘲笑一个种族主义笑话时，你就成了它的同谋。喜剧演员将你带入一种与他们的共融之中，你用笑声表明这是可以接受的。

喜剧演员和播客主持人常常扮演双重角色：他们一方面以“局外人”的身份对社会进行道德评判，另一方面又用“我只是个讲笑话的”来为自己开脱，拒绝承担任何责任。

观众同样是这一现象的共谋者。他们对研究充分的专业新闻感到厌倦，转而追求一种被认为是“更真实”的业余感和粗糙感，即使这意味着内容完全未经核实。

“取消文化”的先声：《他时》

伊迪丝·沃顿在1911年创作的短篇小说《他时》（Autres Temps）深刻预示了当代“取消文化”的某些特征。

故事讲述了一位名叫利德科特夫人的女士。她在几十年前因离开丈夫而遭到纽约上流社会的放逐，被迫在海外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多年后，她的女儿莱拉也做了同样的事情——离开丈夫并再婚。

然而，时代已经变了。

•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规则： 莱拉的行为在新的社会风气下被完全接受，她的社交生活丝毫未受影响。人们认为她的选择“没问题”（all right）。
• 无法被赦免的过去： 尽管社会对离婚和再婚的态度已经改变，但利德科特夫人本人并未得到宽恕。人们或许已经忘记了她当年丑闻的具体细节，但他们只记得“她是有污点的人”。她被永久地贴上了标签。

最深刻的人类经历是成功还是失败，可能仅仅取决于一个时间顺序问题。

这个故事的悲剧核心在于，即使道德恐慌已经消退，社会标准已经改变，但那些最初被“取消”的人却无法得到平反。他们的污点成了永久性的身份烙印，不会因为“时代变了”而被洗刷。这正是许多经历过“取消文化”的人在今天所面临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