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最高法院正显著地将其重心转向宗教、枪支、LGBTQ 权利和堕胎等文化政治议题。在当前的保守派多数主导下，法院审理的此类案件数量是奥巴马执政时期的两倍多。这一转变源于多个因素：大法官们积极选择能够推进其议程的案件、保守派律师在有利的司法环境下更愿意提起诉讼，以及法院频繁修改法律后，需要不断通过新案件来澄清规则。尽管法院审理的案件总数在下降，但其对文化议题的介入却在加深，预计这一趋势在短期内将持续。
从技术官僚到文化战场
在过去几十年里，最高法院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处理技术性法律问题的机构。尽管也曾有过像 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 (1954) 和 罗伊诉韦德案 (1973) 这样的历史性判决，但这些具有高度政治性和文化争议的案件只占其工作的一小部分。
如今的情况已大不相同。当前的最高法院由 6 名共和党任命的大法官和 3 名民主党任命的大法官组成，其议程明显偏向于解决共和党关心的文化议题。
- 案件数量对比： 在奥巴马执政的八年间，最高法院审理了 12 起涉及宗教、枪支、LGBTQ 权利和堕胎的案件。相比之下，自从保守派占据 6 个席位以来的五个任期里，法院已经审理了 18 起 此类案件。
- 审理频率增加： 这相当于每个任期的案件数量从奥巴马时期的 1.5 件 增加到现在的 3.6 件。
- 案件总数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转变发生于法院整体工作量持续下降的背景下。在 2024-25 年任期内，法院仅审理了 62 起案件，远低于几十年前每年约 150 起的水平。
变化的议程揭示了一个正在看到——并抓住——大量机会来推翻，或至少是重新审视自由派一些最大文化胜利的法院。
为什么法院的重心发生了变化？
这种转变并非偶然，而是由几个关键因素共同驱动的。
1. 大法官的选择权 最主要的原因是，大法官们有权选择他们想要审理的案件。拥有稳定多数的保守派大法官可以主动挑选那些能够推翻他们不认同的先例的案件。例如，在保守派获得绝对多数后不到一年，法院就受理了最终推翻 罗伊诉韦德案 的 多布斯案。
2. 诉讼风险降低 在过去，法院的意识形态更为平衡，任何一方在提起有争议的案件时都面临着不确定性。如今，稳固的 6-3 多数 意味着保守派在推动议程时风险大大降低，他们几乎可以确定结果会符合其预期。
3. 诉讼策略的改变 当律师和立法者认为法院倾向于他们时，他们的行为也会随之改变。
- 反堕胎法案等在几年前会被轻易驳回的法律，现在有了生效的机会。
- 过去被认为毫无胜算的保守派诉求，现在也可能在最高法院获胜。
4. 澄清混乱的新规则 法院的保守派多数在制定新法律规则时，其判决往往写得不够清晰，导致下级法院难以适用。
-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关于第二修正案的 布鲁恩案 判决。该判决要求法官将现代枪支法律与“几个世纪前”的法规进行比较，但其标准非常模糊。
- 这种混乱导致下级法院出现大量分歧，迫使最高法院不得不花费更多时间来审理后续案件，以澄清它自己制定的规则。
未来的趋势
只要共和党任命的大法官在最高法院保持稳固的多数地位，这种对文化议题的高度关注就可能持续下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保守派大法官完成了他们想要推翻的主要判例清单，并澄清了引发混乱的法律问题后，这种对文化战争的“痴迷”可能会逐渐减弱。
但就目前而言，这六位大法官似乎非常渴望在美国的文化政治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并且短期内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会从这些争议中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