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探讨了“继承经济”现象，即婴儿潮世代的财富如何转移给面临经济压力的千禧世代。这种财富转移导致了成年标准的推迟，催生了“大小孩期”和“回力镖小孩”等现象，许多年轻人依赖“父母银行”的经济支持。文章指出，问题的核心并非世代间的对立，而是家庭内部的财富转移加剧了同代人之间的阶级鸿沟，降低了社会流动性。最终，这种经济现实和文化变迁共同塑造了千禧世代漫长、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成年之路。
当“做个大人”成为一种讽刺
千禧世代无法像父母辈那样达成传统的成年里程碑，于是开始吹捧生活中的微小胜利。社交媒体上出现的 #adulting（做个大人） 标签，便是用来讽刺地宣告自己完成了一些平凡的成人琐事，例如：
- 准时支付汽车税。
- 坚持维持护肤习惯。
这种现象揭示了年轻人对于能否“长大成人”的深层焦虑。一项调查显示，近70%的英国年轻人同意“我基本上已经成年，但我不觉得自己是大人”的说法。
与此同时，“回力镖小孩”（boomerang kid）一词变得流行，指的是成年后仍返家与父母同住的年轻人。这已成为全球趋势：
- 意大利： 他们被称为 “mammoni”（妈妈的男孩）。
- 韩国： 他们被称为 “袋鼠族”。
薪资停滞和资产价格高涨，迫使年轻人继续留在家中。在伦敦，至少有一个成年子女同住的家庭比例在十年间增长了近25%，这种现象已不再被视为例外。
玻璃心世代还是系统性困境？
对于年轻人“长不大”的现象，存在两种对立的解释。
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由过度保护的“直升机父母”造成的。这些家长掌控着子女的人生，导致他们心智无法成熟，催生了所谓的 “玻璃心世代”，即一群脆弱、容易被冒犯的年轻人。
我开始担心这些大学的‘孩子们’可能无法完全发展成全人。他们总是看著旁边有没有父母帮忙，总是任人揉捏打造，生活上完全失能。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问题源于系统性的经济困境。千禧世代被送上追求学历的传送带，最终却背负债务，进入一个薪资低、无保障的就业市场。美国作家安妮·海伦·彼得森将年轻人处理日常琐事的困难归咎于 “差使瘫痪症”，这源于即便不断工作也难以获得经济回报的集体倦怠。
我们不再是不用负责的年轻人，我们已经成年，我们面对的不是暂时性的挑战，而是系统性的。
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指控——父母既溺爱孩子又掠夺其未来——在不同背景下都可能成立。
真正的鸿沟：从世代差异到阶级差异
将问题归咎于世代间的对立，掩盖了真正正在发生的事情：同世代内部不断拉大的阶级差异。当市场和国家失灵时，家庭（尤其是父母）便介入，成为资源分配的核心。父母辈将经济优势通过赠与金钱、时间或空间的方式转移给自己的孩子。
我说这个过程是成为‘好父母，坏公民’。
经济学家的分析也支持这一观点：
- 关注点转移： 我们应少谈跨世代的财富落差，多谈同世代内的差异。
- 社会流动性下降： 继承导向的经济是社会流动性下降的主要驱动因素。能否在社会阶级中向上流动的机会，如今更多取决于父母的财富。
- 继承的影响： 继承主要影响的是社会流动（阶级间的流动），而非加剧社会不公（阶级间的落差）。因为从经济学角度看，它是较有钱的人将钱转移给较没钱的人。
- 普遍现象： 这不只是最富有的1%的问题。由于多数长辈都拥有已付清贷款的房产，大量财富将直接传递给下一代。
“父母避震器”：一个中产阶级样本
史帝夫的经历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一名律师，他在成长过程中获得了父母持续的经济支持：
- 父母支付了他的大学学费和生活费。
- 毕业后，父母为他支付房租。
- 法学院的学费和房租也由父母承担。
- 父母资助了他的婚礼，并提供了6万英镑的遗产作为他购买首套房的头期款。
正是这个 “父母避震器”，让史帝夫能够在近30岁时实现经济独立，安顿下来并开始积累自己的财富。他总结道，这是一种恰当的中产阶级千禧世代箴言：
自立而不是白手起家。
“大小孩期”：一个新的成年阶段
千禧世代撑开了一个从18岁到35岁左右的新人生阶段，称为 “大小孩期”（kidulthood）。过去公认的成年标准，如完成教育、离家、经济独立、结婚生子，如今被普遍推迟、复杂化甚至放弃。
这一现象的出现有两大原因：
- 经济环境： 居住、教育和育儿等人生要项的成本急剧上升，而旅游、外食和科技产品等“体验式”消费则变得相对便宜。当拥有资产变得遥不可及时，年轻人自然倾向于追求即时的愉悦和体验。
- 社会变迁： 千禧世代的女性比以往任何世代都更自由、教育程度更高、财务更独立。她们更愿意推迟婚姻和生育，追求更长的自我探索期。
因此，21世纪的成年之路不再是快速跳入责任的池子，而是一场漫长的自我发现旅程。对于那些有家庭支持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段充满乐趣的探索；但对于那些缺乏资源的人而言，成年之路则可能是一场连船都上不去的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