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医学伦理学文章提议将“女性生殖器切割”(FGM) 更名为“生殖器实践”，试图以文化相对主义的视角减少污名。然而，这种立场因其可能削弱反对 FGM 的法律和运动而引发争议。真正的症结在于，文化相对主义模糊了必要的道德底线。一种更合理的观点是道德多元主义：承认文化的多样性，但坚决以“个人是否能够蓬勃发展”作为评判所有行为的最终标准，明确反对那些对个体造成严重身心伤害的做法。
为“切割”正名？
最近有学术观点提出，应将 “女性生殖器切割”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FGM) 这个词替换为听起来不那么刺耳的 “生殖器实践”。支持者认为，“切割”一词不公平地污名化了广泛存在的身体改造行为，这些行为在不同文化中具有丰富的意义。
他们列举了多种例子来支持这一观点：
- 男孩的文化或宗教割礼。
- 针对所谓“间性”儿童的“矫正”手术。
- 西方女孩接受的生殖器整形手术。
- 某些非西方文化中仅“刺破”或轻微切割女性阴唇的仪式。
这种论证策略在其他领域也屡见不鲜，即用最温和的案例作为范式，来美化整个实践。
正如用“辅助死亡”指代安乐死，或用“性工作”指代卖淫一样，“进步人士”热衷于重新命名带有负面色彩的社会行为，使其听起来更悦耳。
其目的是让我们忽略那些不便提及的负面后果。
文化相对主义的陷阱
这一提议背后的核心哲学是 文化相对主义。它认为，不存在普适的客观道德价值，所有价值判断都只在特定文化内部有效。从这种视角出发，任何跨文化的道德批判都显得武断和不公。
这种思想的危险在于，它会削弱人们对自己道德判断的信心，让人感觉自己本土的伦理观念“有点狭隘”。然而，即使是文化相对主义的拥护者，在实践中也常常会陷入双重标准。例如，文章的作者们（多数在欧美工作）一方面主张价值中立，另一方面却批评非洲的 反 FGM 运动 带来了实质性伤害：
- 声称反 FGM 运动转移了本可用于其他健康领域的资金和注意力。
- 指责这些运动让女性“回顾性地”认为自己的经历是创伤，而她们本不会这么想。
- 认为在西方，反 FGM 法律导致对少数族裔家庭的“过度监视”，破坏了“社会信任和人权”。
如果传统的道德话语是允许的，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明确地谈论按住小女孩并切掉她们身体一部分的错误？这些行为听起来同样会破坏“社会信任、社区生活和人权”。
学术内部的矛盾
这篇由多达 25 位作者合写的文章，内部充满了紧张和矛盾。作者们分成了几个立场鲜明的阵营：
- 保守派: 反对所有非医疗必需的生殖器手术，无论男女。
- 中间派: 接受男性的宗教或文化割礼，但反对女性的。
- 纵容派: 认为应由父母决定，国家不应干涉，除非存在“严重伤害”，而他们似乎倾向于将这种伤害最小化。
最终，似乎是“纵容派”的主张占据了上风。这导致文章整体上对“切割”一词和反 FGM 法律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并质疑为什么男性割礼合法而女性割礼不合法，认为这种区别对待是“不公平的”。
超越相对主义：以“个人福祉”为底线
与其陷入文化相对主义的泥潭，不如采取 道德多元主义 的立场。这种观点承认，人类社会存在多种不同的美德，它们有时会相互冲突，需要权衡取舍。文化背景确实会影响哪些美德被置于首位。
然而，任何行为是否可取，始终存在一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看它是否 主动抑制了一个人的蓬勃发展 (flourishing)。
最激进和血腥的 FGM 形式显然越过了这条红线。它们会给女孩带来：
- 对女性照顾者的不信任和恐惧。
- 终生易于感染并限制性功能。
- 长达数十年的疼痛、噩梦和恐慌性闪回。
对于创伤极小的生殖器手术，情况或许不那么明朗。但无论如何，不能预先假设所有的生殖器改造都是平等的，从而认为法律和社会的区别对待是“不公平的”。如果文化相对主义真的成立，那么“不公平”本身也将失去意义，一切都将陷入虚无。学者们在试图重塑语言时，应警惕自己掉入伦理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