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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世纪末》:记录解严前的草莽街头,与为拓宽民主窄廊而奔走的“暴民”们

这篇文章通过翁稷安的个人回忆,探讨了台湾解严前后(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的社会变迁。文章以作者父亲这位普通的“暴民”为缩影,展现了当时民众投身街头运动的勇气与风险,记录了从激烈的农民运动、郑南榕自焚到野百合学运等关键事件。最终,文章指出随着街头抗争被体制内选举政治取代,社会一度以为民主已经稳固,但作者警示,民主自由需要持续不断的奋斗来维护,否则其基石随时可能崩解。

解严前后的草莽街头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台湾社会最关键的现象就是人们一次次走上街头,表达对威权体制的不满。这些社会运动大多从与民众切身相关的环保议题开始,进而激发更广泛的民主诉求。在当时,人们普遍乐观地相信,这些街头抗争将为台湾的民主奠定不可动摇的基石。

作者翁稷安将解严前后台湾社会释放的巨大能量,比喻为神话中 “伊卡洛斯(Icarus)的启程”。人们渴望飞得更高,却忘了翅膀的脆弱,最终迎来了理想的崩解。

一个政治狂热的父亲

作者的记忆与他的父亲紧密相连。在一个本省与外省结合的家庭里,政治的喧嚣是恒常的背景音。

  • 父亲: 出生于嘉义农家,是党外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家中藏有禁书和党外杂志。他代表了那些在历史中没有留下姓名,却默默支持和参与街头运动的普通群众。
  • 母亲: 外省第二代,对政治保持距离,希望维持家庭平靜,担心丈夫的安危。

父亲小心翼翼地在家中保留着这些“不存在的存在”,但政治的禁忌依然给年幼的作者带来了压力。当他问起“二二八”的意义时,父亲的反应让他第一次具体感受到“禁忌”的存在。

父亲脸色一沉,没有解释,只是口气严肃地叮咛:“千万不要去学校乱说。”

这些禁书禁刊在暗处流通,成为沉默大众理解政治的养分,却无法保证他们能打破沉默。

加入示威的平凡“暴民”

随着社会力量壮大,公领域的对峙开始渗入日常生活。在不影响工作和家庭的前提下,父亲开始参加街头的抗议活动。这引发了母亲的恐惧和夫妻间的激烈争吵,她担心父亲在现场气氛的鼓动下,会成为执政者眼中的 “暴民”

在威权体制依旧顽强的年代里,与之对抗,就是革命……“宁静”与否,则是没有人能说得准的运气。

在家中引发最激烈争吵的,是 1988年的520农民请愿运动。这场原本诉求单纯的游行,最终演变为激烈的警民冲突。

  • 起因: 农民不满政府计划大规模开放美国农产品进口。
  • 过程: 游行队伍在立法院、警政署等地与警方爆发激烈冲突,现场砖石齐飞,多人受伤被捕。
  • 影响: 事件引发学界对农业困境的关注和对警方执法过当的指责,也为日后的学运埋下种子。

那天晚上,父亲不顾危险前往现场声援,直到次日清晨才疲惫地回家。对他而言,这或许是代替故乡的农民发出声音。正是这些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平凡“暴民”的不断冲撞,才一点一滴地松动了威权的禁锢。

革命的重量:郑南榕与野百合

进入90年代,父亲开始带着年幼的作者去一些抗议现场,例如郑南榕的灵堂和野百合学运。

1989年4月7日,郑南榕自焚 的新闻给作者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和恐惧。他第一次真切意识到,政治抗争的代价是生命。这件事也加剧了母亲的担忧,她想尽办法阻止同样视郑南榕为英雄的父亲冲动上街。

后来,父亲在一个晚上带着作者去郑南榕的灵堂祭拜。

爸爸并没有带我进灵堂,要我在外头稍等……终于,老爸回来了,我正想开口抱怨,一抬头就看到他红红的眼眶。对孩子而言,父母的眼泪是件大事。

不久后,父亲又带着他“乱入”了 1990年初的野百合学运 现场。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挤满了年轻的学生,空气中弥漫着紧张、兴奋又疲惫的气氛。这些大哥哥、大姊姊的友善,暂时缓解了现场的紧绷,但年幼的作者只想赶快回家。

从街头到体制:消失的“暴民”

1990年被视为台湾街头运动的转折点。一方面,它延续了80年代的草莽活力;另一方面,也逐步走向体制内的规训。随着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长,政府开始强化对集会游行的管制。

在郝柏村“治安内阁”的定调下,街头示威被视为治安问题,并延续“暴民”论述,强调抗议行为必须以“合法”、“和平”为首要原则。

随着政党政治走上轨道,体制内的选举吸引了更多关注。当“冻蒜”(当选)取代了“抗议”,体制外的“自力救济”逐渐失去能量。民进党领袖许信良也公开表示,台湾已不再需要通过暴力来改变一切,与过去的街头示威划清界限。

父亲也渐渐淡出了街头,只是偶尔参加选举造势晚会,这些活动的风险与心境已大不相同。

持续奔跑:民主的窄廊与未完的责任

作者反思,无论是他的父亲还是他自己,都似乎忘记了持续抗争的必要性,将民主自由的现状视为理所当然。改变从来只能依靠行动,而非论述或体制的保障。

民主与自由是在国家与社会两种力量互相牵制下,所构成的一道窄廊;人们必须像《爱丽丝镜中奇遇》里的红皇后一样,不断奔跑,才能维持在原地

父亲那一代人承担了奔跑的责任,而后来的人们却多有懈怠。直到近二十年后,台湾街头风云再起,不同世代的人们才猛然惊觉,所谓街头的“平和”与“暴民”的消失,不过是一场自我欺瞒的幻梦。民主的成果得来不易,一旦人们冷漠与松懈,便可能迅速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