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3年以来，中国通过修订《传染病防治法》与《生物安全法》，并出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旨在将疫情防控从应急反应转向长期制度建设。新体系以国务院为核心，强化了跨部门协调与早期监测，并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应对权限。尽管在公共卫生投入和全球卫生合作方面有所加强，但中国在生物技术安全监管、信息透明度和国际数据共享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总体来看，其防疫体系虽有改进，但因执行细节模糊、处罚力度有限及生物安全风险管理薄弱等问题，综合评级为 C+。
新冠疫情暴露了中国公共卫生系统的根本性弱点：早期信号被掩盖，吹哨人遭惩罚，临时的强硬封锁使中央对真实情况一无所知。新的改革试图通过为地方官员提供更明确的规则、报告指南和更大的早期行动空间来纠正这些问题。北京似乎愿意用部分信息控制权来换取一个更规范、更高效的系统，尽管官员是否真正敢于直言仍是未知数。
一个更集中的国内监测和指挥系统使中国能更好地在内部管理潜在的疫情，从而减少对国际组织的依赖。这避免了声誉成本并保全了“面子”。
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官方的论调将美国描绘成抗疫失败者，同时淡化自身早期的失误，并将自己定位为全球卫生治理的领导者，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国家中。
中国相关机构概览
自2023年以来，中国大流行病防范体系中的主要参与者都获得了新的授权、预算或规划文件，以加强其作用。在高层级上，该体系遵循一个清晰的等级结构。
- 国务院 (State Council): 任何疫情爆发时的最高指挥中心。它启动了在新冠期间创建的“联防联控机制”，以协调卫生、工业和应急管理等多个部门。
- 国家卫健委 (NHC): 中国主要的卫生主管部门，负责起草和执行关键法律，监督中国疾控中心，并管理预警和应急医疗系统。
- 国家疾控局 (NADC): 成立于2021年，旨在加强疾病控制和生物安全。它为监控设定国家标准，并构建现代化的预警数据系统。
- 中国疾控中心 (China CDC): 系统的技术核心，负责收集和分析传染病数据，运行检测实验室，并为地方疾控中心提供指导。
与此相比，美国的体系远不那么集中。联邦政府提供资金和指导，但州和地方政府拥有大部分公共卫生措施的实际权力。中国的统一指挥链可以迅速行动，但高层的错误决策可能误导整个系统。因此，中国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的准确上传，以及给予地方足够的空间来调整政策。
近期政府举措
中国通过修订《传染病防治法》(IDL) 和新出台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PHERL)，试图纠正新冠疫情期间暴露出的法律和监管弱点。当时，新冠病毒分类过慢，应急权力界限不清，对信息披露的严格控制使地方政府犹豫不决。
然而，一个令人惊讶的特点是，这两部法律都没有实质性地提及《生物安全法》。该法案是中国管理生物风险（从病原体实验室到人畜共患病监测）的主要法律框架，但其在2024年的修订中，许多薄弱环节依然存在。
各领域表现评级 (从优到劣):
跨部门协调
评级: A-
新的法律将新冠期间创建的“联防联控机制”正式写入法律，该机制由国务院领导，整合了30多个部委。其目标是打破部门壁垒，确保疫情爆发时能够同步动员。
- 优点: 中共在动员数十个部委和全国性响应方面的能力无人能及。
- 警示: 高度集中的系统必须避免因过度统一而忽略各省的特殊情况。
疾病分类
评级: A-
更新了三级疾病分类体系（甲、乙、丙类），并新增了“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这一类别，允许在正式分类完成前就采取甲级响应措施。这反映了中国对“X疾病”日益增长的重视。
- 优点: 使官员能够先发制人，而非被动反应。
- 不足: 触发潜在甲级响应的激励机制尚不明确，人们可能因担心误报而不敢行动。
监测与监控
评级: B+
法律强制要求建立“哨点监测”系统，由指定医院和诊所持续报告特定疾病数据，以及时发现异常。理论上，新规也限制了过度收集个人信息，但实际执行情况有待观察。
- 优点: 中国已拥有全球最强大的通用监控系统，因此很可能有效实施。
- 疑虑: 令人惊讶的是，针对特定疾病的监控措施在新冠疫情前并未牢固建立。
地方权限
评级: B
县级和市级政府现在可以在处理突发不明来源疫情时发布预警并启动应急响应。这在理论上允许地方在等待北京决策时更快地采取行动。
- 风险: 地方官员的行动不能“太快”，因为如果事后证明是虚惊一场，可能会因看起来“影响不好”而受到北京的指责。
政府问责
评级: B-
针对“清零”政策中一些最具争议性的措施（如封锁居民楼、强制转移隔离），新的改革仅做出了温和调整。新规要求地方政府在封锁期间确保食品供应和医疗服务，但并未从根本上限制国家实施严厉措施的权力。
- 评价: 这些改革默认了“清零”政策的过度之处，并理论上防止了未来最坏情况的发生，如被封锁的居民断粮。
处罚机制
评级: C+
拒绝配合合法疾控命令的个人或机构现在可能面临罚款。然而，罚款金额较小，且“拒绝配合”的定义非常宽泛。
- 问题: 这一措施更多是针对轻微的违规行为，而非惩罚那些隐瞒关键信息的官员。它更像是“清零”政策惩罚本能的延续，而不是对真正失败之处的修正。
军民两用技术
评级: C
更新的出口管制法规将生物材料和技术纳入其中，但具体哪些属于“军民两用”的生物项目清单尚未明确定义。
- 评价: 这更侧重于限制中国向国外出售什么，而不是加强对国内创造军民两用生物工具的内部安全控制。
早期报告
评级: C-
法律要求医院和疾控中心在两小时内报告疑似疫情，并保护善意报告者免受惩罚。这显然是针对李文亮医生事件的回应。
- 不足: “善意报告”的定义模糊不清，保护措施含糊。考虑到惩罚的先例，医生在报告早期预警时可能仍然会感到不安。
生物技术风险
评级: D
这是中国防疫准备体系中最大的短板。尽管2021年的《生物安全法》将生物技术研发分为高、中、低三个风险等级，但缺乏具体的分类标准和明确的监管机构。
北京将生物技术视为战略增长部门，这可能是其安全监管薄弱的原因之一。相关的法律读起来更像是一个生物技术发展议程，而生物安全只是点缀。
合成病原体是导致灾难性疫情最可能的途径之一，但北京在推动生物技术发展时，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些安全问题。
资金投入
评级: B-
数据显示，中国主要传染病预防资金从2018年的约169.8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23年的238.2亿元，五年内增长了约 40%。然而，这个总额相对于中国的GDP和人口来说仍然不大。
- 2023年，人均投入仅约 2-3美元。
- 相比之下，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约为 101美元，美国为 279美元。尽管中国的实际投入可能更高（因省级预算未计入），但总额仍远低于OECD平均水平。
中国如何看待美国
北京的官方叙事严重依赖一种说法：美国的抗疫反应是混乱、政治化和不科学的。这种策略用来衬托自身模式的优越性，并转移对其早期失误的批评。
- 《人民日报》曾称美国为“全球第一抗疫失败国”。
- 《环球时报》称美国的反应是“彻底的失败，没有提供任何积极的教训”。
这种叙事有其政治用途，但也可能让北京变得过于自信，从而难以正视和解决自身的制度缺陷。
国际动向
评级: C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卫生合作，尤其是在支持非洲等“全球南方”国家方面。
- 承诺向世界卫生组织（WHO）提供 5亿美元 资金。
- 出资 8000万美元 援建非洲疾控中心总部。
-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20亿美元 的抗疫援助。
然而，尽管将自己定位为全球卫生领导者，中国在透明度和数据共享方面持续存在问题。
“在说明其公共卫生动机时，声誉和‘保全面子’是核心。报告疫情或暴露系统缺陷可能令人尴尬；而将自己塑造成全球公共卫生的倡导者和慷慨的捐助者则不会。”
- 中国不向经合组织（OECD）等国际机构报告其援助活动的具体细节。
- 在新冠病毒溯源和近期儿童肺炎病例等问题上，向WHO提供数据时出现严重延迟。
- 中国不参加“联合外部评估”（JEE），即由独立国际专家评估国家卫生安全能力的机制。
总而言之，中共正在认真对待大流行病的防范工作，但这背后并非一个连贯的战略，而是一系列相互矛盾的冲动：既要防止下一次全球大流行源自中国，又要避免再次采取严厉封锁，同时还不想放松北京的控制。这是一个难以达成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