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探讨了“未来政府”（Futarchy）应追求何种可衡量的目标。文章对比了两种核心路径：一种是由民主投票决定目标，另一种是采用“自由主义”原则。在深入分析后，文章指出，传统的自由主义定义（如改善弱者、保护权利）在实践中存在逻辑或道德困境。因此，文章提出一个更具操作性的自由主义指标——衡量居民在选择离开时能带走的总资产价值，以此反映个体的自由度和市场的活力。然而，该指标因其固有的短视性（市场价格会忽略未来世代的利益）而受到批判。最终，作者提出一个混合方案：将大部分权重放在一个长远、神圣的目标上（如实现永生或太空移民），同时将剩余权重分配给上述的自由主义市场指标，从而平衡当代人的自由与人类的未来发展。
未来政府的目标：民主决定还是自由主义原则？
一个由预测市场驱动的“未来政府”（Futarchy）需要一个清晰的目标函数来最大化。关于这个目标该如何设定，存在两种主要思路：
- 民主未来政府 (Democratic Futarchy): 由公民直接投票或选举代表来决定政府应最大化的衡量指标。这类似于我们当前的民主模式。
- 自由主义未来政府 (Liberal Futarchy): 旨在建立一个框架，让不同个体和群体在共同治理下和平追求各自的目标。问题在于，如何将“自由主义”转化为一个可衡量的指标。
“自由主义”指标的困境
将“自由主义”这个概念量化会遇到一系列挑战，因为其历史定义多样且在实践中难以操作。
改善最弱势者？ 这引出了道德难题，比如是否可以为了这个目标而牺牲某些人？同时，“最弱势”的衡量标准本身就极不确定，使得这种方法非常脆弱。
保护权利？ 如果目标是最小化侵犯权利的行为，那么一个极端但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一个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活动的社会最能“保护权利”，这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
保持中立？ 政府无法对所有特征保持中立。即便禁止在指标中直接提及身份、宗教等敏感特征，也很难处理与这些特征高度相关的其他因素。这更像是一个约束，而不是一个具体的衡量指标。
一个可行的自由主义指标：轻松退出的能力
一个更实际的自由主义概念是“轻松退出”（Easy Exit）。基于此，我们可以设计一个更具操作性的指标：衡量居民离开时能带走的资产总价值。
这个指标的核心逻辑是，当人们可以轻松地带着自己的财富离开时，一个地方的资产总价值就成了其吸引力的良好反映。
资产总市值越高，意味着人们在这个地方实现自身目标的障碍越少。如果障碍太多，人们就会选择离开，导致本地资产价格下降。
这个方法有以下几个特点：
- 反映自由度： 它间接衡量了人们在一个地方实现自身目标的自由程度和市场的整体活力。
- 避免敏感特征： 该指标天然地绕开了关于个人身份、宗教或族裔等敏感且难以量化的问题。
- 潜在激励： 它可能会激励政府将更多无形资产（如技能、声誉）变得可交易、可定价，以便纳入衡量范围。
市场指标的短视与最终方案
尽管“轻松退出”指标在操作上更简单、更难被操纵，但它存在一个致命缺陷：
市场价格会以市场回报率贴现未来，这使得未来世代的利益变得无足轻重。
一个完全由这种短期市场信号驱动的政体，可能会放任长期的文明衰退，因为它缺乏对未来的关注。
因此，作者更倾向于一个混合方案：将大部分权重赋予一个与文明衰退趋势相抗衡的、长远而神圣的目标。
- 长远目标示例： 实现医疗永生或进行大规模太空移民。
- 混合方案： 剩余的权重则可以分配给前述的“自由主义”市场指标，从而在 保障当代人自由 和 促进未来长远发展 之间取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