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窃取罗莎琳德·富兰克林数据以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说法是一种广泛流传但缺乏证据的误解。实际上，他们的突破主要源于化学原理和模型构建，而非依赖富兰克林的关键数据。此外，富兰克林与克里克关系友好，后来成为密友。克里克在完成DNA研究后，将后半生投入到意识研究中，对现代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的早期发展起到了关键推动作用，同时他与诗人迈克尔·麦克卢尔的深厚友谊也揭示了他科学之外感性与直觉的一面。
关于“窃取数据”的误解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沃森和克里克通过窃取富兰克林的数据才取得了突破。这一说法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沃森那本引人入胜但并不可靠的回忆录《双螺旋》。
- 书中描述沃森在1953年1月看到了富兰克林的X射线衍射图像并感到兴奋，但他并未明确指出图像的制作者。
- 缺乏可靠证据表明沃森看到的正是那张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图像。
- 一个关键的逻辑是，如果这张图像真的那么重要，富兰克林本人作为一名专家，理应会自己意识到其价值。
如果这张图像真的如此决定性，那么作为专家的富兰克林自己肯定会意识到这一点。
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富兰克林对分享她的研究成果持开放态度。1953年1月，她曾主动建议克里克去和一位持有她工作报告的同事交谈，以便了解更多她的发现。
发现的真实过程：化学与模型构建
对克里克在1960年代的采访以及对他们研究论文的仔细研读表明，发现双螺旋结构的实际过程与富兰克林的数据并无直接关系。
- 沃森和克里克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利用基础化学规则和代表DNA分子的硬纸板模型进行反复尝试。
- 他们的发现几乎是偶然的，在构建出正确的模型之后，他们才发现这与富兰克林的数据是相符的。这个顺序至关重要，它表明模型构建是首要的，数据验证是其次的。
富兰克林与克里克的真实关系
与竞争和敌对的传闻相反，富兰克林与沃森和克里克的关系实际上相当融洽，她后来更是与克里克夫妇成为了密友。
- 她持续与两人分享自己的数据和想法。
- 她经常去克里克在剑桥的家中做客，参加他们的派对，并与克里克的妻子奥迪尔一起看戏剧。
- 在她被诊断出癌症后，曾两次在克里克家中休养。奥迪尔·克里克留下的信件生动地描述了她们之间的深厚友谊。
克里克的后半生：探索意识的奥秘
1947年，克里克就立下了两大志向：理解生命的本质和人类大脑的奥秘。在完成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巨大贡献后，他于1977年移居加州，在索尔克研究所致力于理解意识。
尽管他没有像发现DNA那样取得单一的决定性突破，但他对现代神经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 倡导精确解剖： 他利用自己的声望，推动了对大脑进行精确解剖学研究的关注，这直接启发了今天大规模的动物乃至人类大脑图谱计划。
- 推动早期AI发展： 在1980年代，他与认知科学家及计算机科学家紧密合作，参与了“并行分布式处理”（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的研究，这是现代AI系统的远祖。他主张将计算机模型与精确的解剖学知识结合起来。
- 开创意识研究方法： 他与克里斯托夫·科赫（Christof Koch）合作，为研究意识确立了一种唯物主义方法，激发了当今学术界对该领域的广泛兴趣。
- 科普与影响： 他在1994年出版的科普著作《惊人的假说》（The Astonishing Hypothesis）极大地影响了科学家和公众对意识本质的看法。
科学之外：克里克与诗歌
克里克生活中一个鲜为人知的方面是他对诗歌的迷恋。他与美国诗人迈克尔·麦克卢尔（Michael McClure）建立了长达三十年的深厚友谊。
他们的友谊始于1959年，当时克里克在旧金山买了一本麦克卢尔描述迷幻体验的《佩奥特之诗》（Peyote Poem），并深受其文笔吸引。两人在1970年代初相识后，便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和拜访。克里克会为麦克卢尔的诗歌草稿提供修改意见，而麦克卢尔有时会采纳。
他们的通信揭示了克里克充满情感和主观的一面，这似乎与他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相悖。但实际上，他的科学方法也并非严格遵循逻辑，而是充满乐趣和对现实的直觉洞察。
理解他对诗歌的兴趣，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克里克的个性和他独特的科学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