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法院即将审理的 Hamm v. Smith 案，将重新检视对智力障碍者执行死刑的宪法禁令。此案的核心争议在于，法院是否会从沿用已久的“进化的体面标准”转向一种更严格的历史解释，从而赋予各州在边缘案例中更大的权力来执行死刑。这一转变不仅决定了个案中被告的生死，更可能从根本上削弱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中禁止“残酷和异常惩罚”的保护，对所有美国人产生深远影响。
案件的核心：重新定义智力障碍与死刑
2002年的 Atkins v. Virginia 案确立了一项原则：对智力障碍者执行死刑是违宪的。然而，即将审理的 Hamm v. Smith 案，将检验当前由共和党主导的最高法院是否希望保留这一限制。
此案的关键点包括：
- 如何界定智力障碍： 法院需要明确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智力障碍的标准，特别是在那些临床诊断存在分歧的“边缘”案例中。
- 州权与联邦宪法的平衡： 案件可能的结果是给予各州更多自由裁量权，来决定如何认定智力障碍，这可能会削弱 Atkins 案建立的统一保护。
- 对宪法第八修正案的挑战： 部分大法官希望彻底改变对“残酷和异常惩罚”的解释方式，这可能会极大地削弱宪法对所有美国人免受过度惩罚的保护。
两种对立的宪法解释
过去六十年来，法院在判断何为“残酷和异常惩罚”时，一直遵循一个重要原则。
宪法第八修正案“必须从标志着一个成熟社会进步的、不断演变的体面标准中汲取其含义。”
基于这一“进化的体面标准”，当某种惩罚方式在现代社会中变得越来越少见、越来越不被接受时，其合宪性就会受到质疑。例如，Atkins 案正是因为观察到“大量州禁止处决智力障碍者”，才得出结论认为这种做法违宪。
然而，在2019年的 Bucklew v. Precythe 案中，大法官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标准。他认为，法院应该问的是，某种惩罚在 “建国时期” 是否已经不被接受。这种历史主义方法如果被采纳，将带来惊人的后果。它可能导致法院推翻过去的判例，不再禁止对轻微罪行施加过度的惩罚。这意味着，乱穿马路、持有少量毒品或在停车标志前未完全停车等行为，理论上都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
争议的焦点：如何界定“智力障碍”
本案被告约瑟夫·克利夫顿·史密斯（Joseph Clifton Smith）因1997年的一起抢劫谋杀案被判死刑。他声称自己因患有智力障碍而不能被执行死刑。
- IQ分数作为参考： 临床上通常将IQ分数70分或以下作为诊断智力障碍的参考之一。考虑到测试误差，诊断手册指出“65-75分（70±5）”的范围通常也与智力障碍相符。
- 史密斯的测试结果： 史密斯接受了五次IQ测试，得分分别为75、74、72、78和74，从未低于70分。
- 超越数字的诊断： 根据现行法律，仅凭IQ分数不能完全否定智力障碍的诊断。最高法院在2014年的 Hall v. Florida 案中明确指出，“智力障碍是一种状况，而不是一个数字”。即便一个人的IQ分数略高于标准线，但如果其在适应性行为（如社交、自理能力）上存在重大缺陷，临床上仍可能被视为智力障碍。
下级联邦法院正是基于史密斯在“社交/人际交往能力、自我指导、独立居家生活和功能性学业”方面的显著缺陷，认定他患有智力障碍。但 Hall 案是一个5比4的微弱多数裁决，其中两位大法官已被特朗普任命的新法官取代，因此新一届最高法院是否会遵循这一先例尚不确定。
案件的潜在影响：动摇宪法保护的根基
Hamm 案的审理揭示了法院内部在 Atkins 案应用上的紧张关系。一方面，法院承认各州在执行禁令时有一定灵活性；另一方面，又坚持各州必须遵循临床标准，以防 Atkins 案的裁决“沦为一纸空文”。
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主张，应更多地参考保留死刑的州的立法实践来确定标准。而戈萨奇的立场则更为激进，他主张用建国时期的标准来衡量所有惩罚。如果戈萨奇的观点成为主流，其影响将远超死刑范围。
- 对轻罪的过度惩罚： 历史上的标准远比现代宽松。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曾认为，第八修正案只禁止“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残酷’的惩罚，例如拷问架和拇指夹”，而不阻止政府对轻微罪行施加不成比例的重罚。
- 削弱宪法底线： 这意味着，Hamm 案不仅威胁到对智力障碍者的保护，更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法院对第八修正案的解释，允许对非常轻微的罪行施加非常严厉的惩罚。
虽然目前尚不清楚戈萨奇的激进观点能否获得多数支持，但最高法院受理此案本身就表明，他们对现有的法律框架并不满意。此案的最终判决，很可能会缩小第八修正案的保护范围，削弱美国宪法中防止过度和异常惩罚的重要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