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作品基于真实的盖世太保档案，讲述了一对普通柏林夫妇在儿子战死后，通过书写和散发反纳粹明信片进行抵抗的故事。它深刻探讨了在极权统治的高压恐惧下，个人的道德挣扎与复杂心理。尽管他们的行动以失败告终，但作品的核心观点是，即便微小、看似无效的反抗，也是维护人性尊严和良知的重要方式。
一个关于微弱抵抗的故事
小说《人人都将死去》由德国作家汉斯·法拉达在1946年仅用24天写成。故事的主人公奥托和安娜·昆格尔夫妇，在他们唯一的儿子战死后，从一个对元首尚存幻想的普通家庭，转变为纳粹的抵抗者。
他们的抵抗方式是书写和散发揭露纳粹罪行的明信片。
- 起点： 他们写下第一张卡片：“母亲！元首谋杀了我的儿子。母亲，元首也将谋杀你们的儿子。”
- 行动： 每周他们都会写一两张新的卡片，并放置在柏林各处的公共场所，希望能被人们传阅。
- 幻想： 奥托一度梦想他们的行动能引发连锁反应，“我们将用明信片淹没柏林，我们将废黜元首，结束战争。”
作者法拉达本人的人生也充满道德的灰色地带。他曾被纳粹列为“不受欢迎的作家”，但为了生存也曾妥协，这让他对笔下人物的复杂选择有着深刻的理解。
极权下的社会氛围
小说描绘了1940年代柏林无处不在的恐惧和猜疑。纳粹党的机器渗透到平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能在一次对话后，变成告密者或抵抗者。
- 强制服从： 各种捐款和组织成员身份，被视为忠诚度的标尺。像奥托这样的工厂领班，几乎必须加入名为工会、实为监视工具的“德意志劳工阵线”。
- 相互监视： 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公开地监视和威胁民众。一个女人被审问后，立刻同意成为一名“热心的、无偿的、宝贵的间谍”。
- 沉默的旁观者： 当一位犹太邻居因不堪躲藏而跳楼自杀时，昆格尔夫妇选择了回避。
奥托告诫妻子：“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
这种普遍的恐惧，使得人们在面对压迫时，首先想到的是自保，而非反抗。
抵抗的复杂动机
小说并没有将主人公塑造成纯粹的英雄。他们的转变源于切身的痛苦，而非一开始就有的崇高理想。
在儿子去世前，奥托甚至“一直相信元首的意图是诚实的”。这对夫妇也曾因为元首的政策帮助他们渡过了失业的难关而心存感激。他们的觉醒，是一个逐步发现真相的过程。
随着他们越来越投入写卡片的行动，他们发现了元首和他的党犯下的更多错误。那些起初看起来只是有点过分的事情，比如镇压其他政党或迫害犹太人，现在看来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其他角色的反抗动机同样复杂，有的因为个人利益受损而心生怨恨，有的仅仅是出于一种自以为是的侥幸心理。正义感很少是唯一的动机。
无效但有意义的反抗
从实际效果来看，昆格尔夫妇的抵抗是彻底失败的。
- 他们写了276张明信片，其中259张被发现者立刻交给了盖世太保。
- 他们的行为没有引发任何大规模反抗，反而给捡到卡片的人带来了麻烦和恐惧。
- 最终，他们被逮捕，经历虚假审判后被判处死刑。
一位医生在办公室门口发现一张卡片后心想：“这个写明信片的人真是个自私又不择手段的家伙，把人们置于如此困难的境地！”
然而，小说的重点恰恰在于此。它表明，在那种环境下，反抗的意义不在于能否成功推翻政权，而在于行动本身。
恐惧如何运作
小说最深刻的洞察之一，是揭示了压迫如何在个人心理层面运作。它通过盖世太保探员埃舍里希这个角色，展现了体制内部的复杂性。
埃舍里希并非狂热的纳粹分子，他只是一个“热爱追捕”的警察。然而，当他因未能抓到写卡片的人而受到上级惩罚、亲身体验到盖世太保地下室的恐惧后，他对昆格尔夫妇的顽强产生了新的敬意。他陷入了既无法真心抵抗、也无法完全服从的境地，这正是当时许多德国人的缩影。
德国当局依靠恐怖来维持统治，但他们错误地“假设所有德国人都是懦夫”。尽管没有一场内部反抗成功，但法拉达展示了，一些人找到了超越恐惧、维护道德正直的方式。
在奥托开始他的明信片反击之前，一位年轻女子对他说：“最主要的是，我们和他们保持不同，我们绝不允许自己被塑造成他们，或者开始像他们那样思考。即使他们征服了全世界，我们也必须拒绝成为纳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