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慑”这一概念最初源于犯罪学，指通过惩罚来预防犯罪，后来被引入国际关系，并最终成为美国冷战时期核战略的核心。这个演变过程的核心在于，法律专家将犯罪学的逻辑——如惩罚的相称性与确定性——应用于核武器。起初，美国精英怀疑苏联是否能被“威慑”，但随着苏联核力量的增强，战略重心从不切实际的“大规模报复”转向了更具“可信度”的多层次威慑。这一转变最终导致了美苏间的核僵局，并确立了“战略稳定”作为维持和平的关键理念。
威慑的起源：从犯罪学到哲学
“威慑”一词最早系统地应用于 18 世纪的犯罪学理论。其核心思想并非为了报复已发生的罪行，而是为了阻止未来可能发生的罪行。
正如 1912 年一本犯罪学教科书所解释的，威慑理论主张惩罚“不是因为错事已然发生，而是为了让错事不再发生。”
这一理论建立在两个关键原则之上，由 18 世纪哲学家贝卡里亚提出：
- 相称性： 惩罚应与罪行相匹配，即“罚当其罪”。
- 确定性： 威慑的效果更多地依赖于惩罚的 迅速性和确定性，而非其严酷程度。
当然，该理论也面临反对声音。批评者认为，并非所有罪犯都会进行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有些人的犯罪行为可能源于生理或心理异常，他们“不会被任何形式的威慑所影响”。
登上国际舞台：从罪犯到国家
一战后，“威慑”的概念被移植到国际关系领域。思想家们运用了一种“国内类比”的逻辑，将国际社会比作一个由不同“国家公民”组成的社会。
基于这种类比，一些人提议组建一支由轰炸机组成的“国际警察部队”，用以 威慑潜在的侵略者，防止他们犯下战争罪行。当原子弹出现后，它被很自然地视为终极的威慑工具，一个能够维护世界和平的“警察”。
核时代的疑虑：苏联能被威慑吗？
尽管原子弹被视为终极威慑，但在早期核政策讨论中，“威慑”一词并未立即成为核心。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 术语专业化： “威慑”在当时仍是一个犯罪学的专门术语，尚未被引入核战略领域。
- 对敌人的怀疑： 许多美国精英怀疑，一个拥有原子弹的苏联是否真的可以被威慑。他们无法确定苏联领导人是能被规劝的理性行为者，还是天生的“罪犯”。
这种争论本质上是犯罪学中“天性与教养”之争的翻版。法律学者威廉·博登在 1946 年就曾断言，指望通过相互毁灭的恐惧来威慑像斯大林这样的独裁者是徒劳的，因为这种恐惧连普通的扒手和杀人犯都无法阻止。
律师的介入与战略的系统化
在将威慑理论系统化并融入核战略的过程中，律师发挥了惊人的作用。参议员布赖恩·麦克马洪，一位曾在司法部领导刑事司法部门的律师，于 1951 年首次在国会辩论中正式将“威慑”引入核讨论。
他主张大规模生产各种原子武器，认为这是一种更具成本效益的威慑手段。他声称，一枚原子弹的制造成本将比一辆坦克还便宜，因此主张“为威慑投入六百亿”。
到 1954 年，随着斯大林去世和苏联态度软化，美国评论界逐渐认同苏联是可以被威慑的。问题不再是“能否威慑”，而是 “如何威慑”。
核心辩论：大规模报复还是可信威慑？
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了“大规模报复”政策。国务卿杜勒斯（也是一名律师）将其比作社区安保：美国将用其“大规模报复力量”来惩罚任何破坏国际秩序的“窃贼”。
然而，这一政策很快受到质疑。政治学家威廉·考夫曼指出了其核心缺陷：缺乏可信度。
考夫曼写道，威慑“构成一种特殊的预测：关于在特定条件下将承担的成本和风险，以及如果避免这些条件将获得的好处的预测。”
他认为，威慑的关键在于 可信度。随着苏联即将拥有自己的热核武库，美国是否真的会因为苏联入侵西柏林这样并非致命的常规攻击，就冒着纽约被毁灭的风险去轰炸莫斯科？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种威胁是不可信的。
因此，考夫曼主张建立一种更可信的威慑政策，即根据不同层级的侵犯行为进行匹配回应，真正做到“罚当其罪”。这意味着美国不仅需要核优势，还必须加强其常规军事力量。
最终的僵局：战略稳定的确立
到 1955 年，“威慑”已成为美国安全研究的关键词。分析人士普遍达成了几点共识：
- 报复的威胁确实可以阻止苏联发动攻击。
- 美国的绝对核优势不会永远持续。
- 随着苏联拥有自己的核武库，一种 热核层面的僵局 将会形成。
- 可信的威慑 要求美国必须拥有除大规模报复外的多种选项，包括更强大的常规部队和战术核武器。
在这种相互确保毁灭的僵局下，一个新的概念应运而生：战略稳定。这个理念认为，当双方都拥有可靠的二次打击能力时，任何一方都无法在发动首次攻击后幸免于难，从而使得核战争变得“不理性”，和平因此得以维持。威慑，这个始于犯罪学的概念，最终成为了冷战时期全球安全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