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工程和文化全球化正在减少人类群体的多样性，这削弱了我们通过自然选择进行长期适应的能力。我们社会倾向于惩罚偏离主流的行为，而不是鼓励可能带来新适应性的文化实验。由于我们固守现有的道德观念，不愿对价值观进行真正的探索，当前的主导文明最终可能会因缺乏适应性而衰落，并被更具差异性的新文化所取代。
双重趋同：基因与文化的困境
当今人类社会正面临一个深刻的悖论：个体层面的优化正在损害群体层面的多样性，而多样性恰恰是长期适应和进化的基础。这个问题同时出现在基因和文化两个层面。
基因层面: 随着基因工程的普及，父母倾向于为孩子选择相似的“优质”DNA。这虽然能提升每个孩子的适应性，但却 降低了整个群体的基因差异性。结果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通过自然选择来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被削弱了。
文化层面: 全球化导致了文化的趋同。当一种文化越来越接近世界文化的平均水平时，其成员在短期内似乎更具适应性。但从宏观上看，全球文化的总差异性在缩小，这使得人类更难通过文化间的自然选择来取得进步或应对新挑战。
可惜的是，我们似乎并不善于有意识地引导文化向更具适应性的方向发展。企业高管们尝试引导公司文化，但这些举措往往耗时五年，且三分之二以失败告终。
为“文化实验”付费？
如果我们想有效提升人类文化的适应能力，或许需要采取一种激进的策略：补偿那些创造并加入“另类文化”的人。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奖励那些与主流世界单一文化有显著差异，并能维持这种差异的群体。
这种补偿机制应该有所侧重：
- 关注深层差异: 我们应该为那些在战争、奴隶制、民主、死亡和性别平等等 根本性问题上持有对立立场 的文化支付更多。
- 忽略浅层差异: 而对于食物、服装、音乐或建筑风格这类较为肤浅的文化差异，则应该支付更少。
根据这套逻辑，我们对待偏离社会规范的“贱民”的方式也需要改变。对于那些无组织、孤立的偏离行为，我们依然可以进行劝阻。但对于那些足够大、有组织的、可能成长为一种全新文化的协同偏离行为，我们应该 从惩罚转向奖励。
道德确定性：适应的最大障碍
上述想法之所以听起来如此离经叛道，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倾向于将自己的社会规范视为不容置疑的道德真理，而不是可能需要修正的“暂行假设”。
大多数人并不认为爱泼斯坦（或普京、特朗普）所违反的社会规范只是一些关于文化特征适应性的初步猜测，因此可以从更多的实验中受益。相反，他们将这些规范视为既定的道德真理，任何偏离都是必须被粉碎的邪恶。
以下例子可以清晰地揭示这种思维困境：
- 一个被视为削弱民主规范的 特朗普，如果只是孤立的越轨者，他就是“贱民”；但如果他是新文化的先锋，他就是“英雄”。
- 一个被视为挑战国际侵略规范的 普京，如果他开启了一种新的、崇尚侵略的文化，他也会成为“英雄”。
- 一个诱奸青少年的 爱泼斯坦，如果他成功建立了一个拥有完全不同性规范的社群，他同样会成为“英雄”。
这些例子令人不适，恰恰说明了问题的关键。这种强烈的道德自信在过去多种文化并存冲突的世界里或许是有益的，但在今天，它却成了 阻碍我们整体适应性的最大障碍。
注定的衰落
归根结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前的主导文明很可能在未来几个世纪内衰落的原因。它将被那些拒绝并抛弃我们珍视的许多价值观的、截然不同的文化所取代。
我们对自身当前文化的依恋，远远超过了对人类长期适应能力的关注。 虽然我们能够很好地对“事实”进行推理，但在“价值观”层面却往往停滞不前。最终，就连我们最珍视的东西——比如开放探究的精神——也可能随着文明的衰落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