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如何面对失能、病衰的自己──镜头背后，纪录者的生死思索

紀錄片製作人蔡螺多透過在韓國安寧療護醫院擔任志工與拍攝的經歷，深入探討了生死議題。她發現，雖然韓國社會對安寧緩和醫療的接受度提高，但資源嚴重不足。這次經歷讓她從最初渴望安樂死以避免依賴他人，轉變為直面衰弱與依賴的恐懼。最終她體悟到，死亡沒有標準答案，社會應尊重每個人在生命末期的尊嚴與選擇，並提供一個能夠彼此照護的環境，讓人們即使在最脆弱的時刻也能被當作一個完整的人對待。

為什麼要談論死亡？

製作人蔡螺多最初的主管希望拍攝一部關於如何活得更長壽、更健康的紀錄片。但她認為這並未反映韓國社會的真實情況，人們普遍對老化抱持負面看法，卻很少認真地討論死亡。

• 真實困境： 在韓國，人們常開玩笑說“我們活得太久了”，並將老化與劣勢劃上等號。
• 核心提問： 蔡螺多更關心的是，為何人們不能更坦誠地談論死亡？以及為何人在失能後、死亡前，往往活得不像個人？

她想知道，為什麼我們不能夠更認真地談論死亡？為什麼晚年失能之後、死亡之前，人往往沒被當人好好對待，活得像個人？

為此，她的團隊決定進入安寧療護醫院，一個生死交界的地方，尋找答案。

正視善終的渴望與資源困境

近年來，韓國社會對安寧緩和醫療的接受度顯著提升，但現實資源卻遠遠跟不上需求。

• 法律進展： 自2018年《延命醫療決定法》上路後，簽署「放棄延命治療同意書」的人數從一萬多人飆升至數百萬人，反映了社會對善終的強烈渴求。
• 資源短缺： 儘管需求增加，但2022年僅約 24% 的符合資格患者能接受安寧照護。大多數人仍在醫院的一般病房中離世。
• 床位不足： 韓國安寧療護的床位嚴重不足，紀錄片拍攝的醫院甚至設有60天的住院上限，這與台灣面臨著相似的挑戰。

生與死的辯證：在安寧病房的學習

在安寧病房的五個月裡，製作團隊的觀念受到了深刻的衝擊和重塑。他們意識到，生命的終點並非只有痛苦與告別。

一位醫生告訴她：「安寧病房不是提供面對死亡的單一正確答案的所在。每個人生命的最後時刻都獨一無二，因此，安寧病房提供的是數百種可能。」

紀錄片捕捉到一位93歲癌末老先生與醫生的對話，他期盼自己能夠痊癒。

老先生：「我連作夢都不能嗎？」

李貞愛：「是。但至少你今天狀況很好，是吧？」

這次經歷讓蔡螺多明白，坦誠面對疾病無法治癒的現實，是療護開始的第一步。同時，她也體會到：

• 好好道別很重要： 因休假而錯過一位病患的最後時刻，讓團隊深感遺憾，從此他們決定不再錯過任何一位朋友的臨終陪伴。
• 生死狀態並存： 病人時而經歷劇痛，時而又能開心享用美食。想活下去和活夠了的念頭也同樣交織存在。
• 死亡融入生活： 拍攝結束當晚，她的母親突發中風後離世。因為安寧病房的經歷，她不再將死亡視為純粹負面的事，體會到「即使是健康的人，生與死的狀態也始終並存」。

對安樂死的渴求：源於對衰弱與依賴的恐懼

紀錄片播出後，許多觀眾留言表示寧願選擇安樂死，也不願在病房或療養院度過餘生。這也反映了蔡螺多自己最初的想法。

「如果有一天，我得了癌症、生了重病，我就要去瑞士尋求協助自殺！」

她坦言，這種想法源於對衰老、病痛以及不得不依賴他人的狀態的深層恐懼。然而，在親身陪伴病患後，她對“依賴”有了新的看法。

日本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的觀點給了她啟發：

「無論一個人多麼強大、多麼有力，終將走向衰弱與死亡。我希望我們有個能夠彼此照護、共同生活的社會，而非恐懼衰弱。」

蔡螺多意識到，人們抗拒的是成為弱者。想通之後，她改變了主意，決定直面自己有一天終將衰弱、需要他人協助的恐懼。

即使毫無力量，也應被尊重

紀錄片的核心訊息是，人從誕生時的完全依賴，到生命終點時也將回到脆弱、無力的狀態，這是一個自然的循環。

重點在於，社會應該努力讓每個人都能順著自己的心意，活到最後一刻。

蔡螺多強調，即使靠近生命的終點，他們依然是完整的人，必須被好好對待。紀錄片上映後，除了關於安樂死的討論，也引發了更多要求改善安寧療護資源的聲音，這讓她備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