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深入探讨了“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背后的知识分子基础及其局限性。虽然特朗普的崛起主要依赖其个人魅力和民粹主义口号，但一批被称为“新右派”的学者正试图为其提供理论支撑，主张反多元文化和强权政府。然而，文章指出这些理论往往过于抽象且脱离美国现实，它们更多是对既定事实的强制辩护，而非经得起推敲的哲学思考。随着特朗普的政治生涯进入后期，这套脆弱的思想体系是否足以支撑该运动的未来，仍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MAGA 的两张面孔
要理解当下的美国右翼，必须看到它背后两股截然不同却相互交织的力量：
- 网络狂欢： 充斥在博客、表情包（Memes）、论坛和聊天室中的喧嚣与混乱。
- 严肃智库： 通过政策文件、修正主义历史和政治哲学宣言缓慢推进的知识分子阶层。
这两者经常重叠，形成了 MAGA 独特的氛围——既具有煽动性，又在某些方面出奇地具体。
当 J.D. 万斯（J. D. Vance）抨击美国被“一群无子女的爱猫女士”统治时，这不仅仅是一个让男性选民发笑的段子。这实际上是一个源自神学、历史和社会理论的学术观点，经过包装后成为了政治武器。
“愤怒的头脑”：新右派的崛起
根据学者劳拉·K·菲尔德（Laura K. Field）在《愤怒的头脑：MAGA 新右派的形成》一书中的观察，自 2016 年以来，一群博士和知识分子开始围绕特朗普集结。
这就产生了一种“保守的未来主义”，其核心特征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 告别里根主义： 过去保守派推崇的“小政府”和自由市场被视为一种投降。
- 拥抱“红色凯撒”： 新右派主张建立一个更强大、更自信的政府，甚至不惜动用威权手段来推翻无神论、科学至上和多元文化的现代性。
- 甚至不仅是政治： 他们试图通过法律、教育和宪法模式的变革，让时光倒流，否定多元自由民主制。
理论与现实的严重脱节
新右派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他们的理论往往无法在现实世界中落地。
文章以约拉姆·哈佐尼（Yoram Hazony）的民族主义理论为例。哈佐尼主张世界应由单一文化和历史的民族国家组成（灵感部分源自《圣经》时代的以色列）。虽然理论听起来自洽，但在美国却行不通：
- 无法执行： 美国本质上是一个多元文化国家。你无法简单地“驱逐半个美国的人”来强行制造单一文化。
- 抽象压倒事实： 正如菲尔德所言，新右派的主要智力错误在于让抽象概念扼杀了简单的现实真理。
哈佐尼式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暗示了一个成功的国家必须是某种形式的神权民族国家，但这与美国的人口结构和历史现实背道而驰。
对“抽象概念”的痴迷
新右派知识分子似乎对抽象的形而上学上瘾，以此来对抗所谓的“道德相对主义”。
- 生造危机： 他们将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如就业市场变化、男性气质的演变）转化为关乎文明存亡的抽象危机。
- 脱离选民： 知识分子在谈论“青铜时代的男权”或“超验真理”，而普通的特朗普选民关心的只是更便宜的杂货、住房和体面的工作。
这种思维模式导致了荒谬的推论：只要你脑子里充满了宏大叙事，从“古代母权制”的恐惧跳跃到攻击“无子女的爱猫女士”就变得顺理成章，哪怕这在普通人看来毫无逻辑。
结论：脆弱的“确定性”表演
特朗普主义的知识结构实际上非常薄弱。新右派习惯于直接断言什么是“真理”，而不是进行论证。
- 在自由主义社会中，人们被迫去探究观点，因为真理是由于辩论而显现的。
- 在特朗普主义的非自由世界里，你不需要探究——你只需要宣称。
这种“表演出来的确定性”虽然能带来暂时的心理满足，但它也是极不稳定的。随着特朗普（现年 79 岁）的影响力不可避免地衰退，如果 MAGA 剩下的只有这些糟糕或无关紧要的抽象概念，而没有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那么这所谓的“思想运动”很可能只是一条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