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为了应对世界的混乱，进化出了将万物分类的本能。然而，这种源自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的分类思维虽然推动了科学发展，却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它将有机的整体切割成孤立的碎片，切断了我们与自然的深层联系。作家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指出，自然本质上是连续且共生的，过度依赖理性的标签和分析，会让我们失去对生命野性本质的感知能力。我们需要超越将一切“装进罐子”的冲动，去重新拥抱那个无法被定义的、混沌而丰盈的真实世界。
分类的冲动与自然的连续性
在漫长的进化史中，人类用发达的大脑换取了生存优势。我们创造了语言来命名事物，制定原则来组织事物，发展理论来解释事物。在这种认知进化中，分类是最有用但也最危险的工具。
- 源自生存本能： 这种将事物归类的冲动，是我们狩猎采集时代的遗留物。它迫使我们强迫性地分析现实，试图通过分类来遏制对未知的恐惧。
- 理性的代价： 我们笃信分析思维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最佳工具。笛卡尔将身心分离，而林奈则将生物从生态系统中剥离，将自然划分成一个个离散的类别。
然而，现实与我们的分类格格不入。天体物理学家娜塔莉·巴塔利亚（Natalie Batalha）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我们人类喜欢把东西装进罐子里，我们喜欢给事物分类，但我们学到的是，自然是相当连续的——你无法整齐地把东西装进罐子里。”
孤立视角的陷阱
约翰·福尔斯在其著作《树》（The Tree）中，对这种将生命“装罐”的做法进行了激情的批判。他认为，虽然林奈的分类法对科学至关重要，但它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人类的意识，使我们变成了“极度孤立的生物”。
这种孤立视角体现在我们对待世界的方式上：
- 像相机取景器一样运作： 我们习惯将物体从背景中分离出来，聚焦于个体而忽略整体。
- 命名的副作用： 即便是简单地学习花草树木的名字，也是一种区分和个体化的过程。这一步让我们从“完整的现实”后退，陷入了人类中心主义。
- 体验的丧失： 当我们将自然视为智力拼图或机械装置时，我们就切断了与其深层联系的可能。
“科学中的许多工作都致力于此：提供特定的标签，解释特定的机制……简而言之，就是对那些在大众看来难以区分的事物进行分类和整理。但这正是乌普萨拉知识之树结出的苦果。”
超越边界：看不见的共生
我们强加给自然的边界，在现实中往往并不存在。在森林中，一棵树的视觉“边界”其实是模糊的。更重要的是，演化从未打算让树木单独生长。
- 树是社会性生物： 它们与昆虫、鸟类、微生物和其他植物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孤立的树木标本就像鲁滨逊一样，是不自然的状态。
- 真正的“森林”是所有现象的总和： 鸟的飞行、树枝的颤动、风中的落叶、地上的阴影，这一切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体验。
- 感知的局限： 我们之所以要把这些分割成独立事件（哪只鸟？哪根树枝？），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和心智受限于视野和焦距。是我们自己在心中画地为牢，而非现实本身如此。
“科学家将‘共生’一词限制在物种间可检测到的互利关系上；但真正的森林，任何真正的场所，都是其所有现象的总和。在某种意义上，它们都是共生的，是存在者的共同存在。”
拥抱无法被分析的“野性”
当我们试图分析深刻的体验时，我们并没有更深地理解它，反而是从中抽离了出来。福尔斯提醒我们，生命中最丰富、最具转化力的体验往往是高度合成（Synthetic）的。
- 逃逸分类的本质： 我们最深刻的经历是由无数过去的记忆、现在的感知、时间和地点交织而成的复杂体，其本质无法通过分析触达。
- 日常生活的“野性”： 我们的每一秒体验都是非理性的、不可控的、不可计算的。这与狂野的自然惊人地相似。
如果我们仅仅把自然看作是一个待解的机械谜题，我们就无法真正关心它或与它共存。真正的丰富性来自于承认这一点：生活和自然一样，都是超越分析的混乱整体。
“分析这种体验并不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它们，而是变得与它们疏离，与那个正在经历体验的、充满活力的自我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