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主社会正面临一个核心矛盾：最具毁灭性的政治行为——战争，往往是在缺乏公民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发动的。这种现象被称为“沉默授权”，即领导人将公众结构性的沉默误读为默许。本文分析了这一民主赤字的根源，指出传统的“正义战争”理论源于非民主体制，无法适应当代对人民主权的要求。文章通过历史案例（如广岛原子弹）和现代代理战争的现状，论证了抗议的局限性，并呼吁通过建立“战争否决权”和公民大会等机制，让民众真正拥有对战争决策的知情权与否决权。
沉默授权：民主名义下的缺失
战争古已有之，但民主制度相对年轻。当这两者碰撞时，出现了一个危险的悖论：以人民名义发动的暴力，却往往没有人民的声音。
领导者倾向于利用制度造成的公众沉默，将其视为对战争行为的认可。这种“沉默授权”使得民主保留了其名号，却失去了其实质意义。
如果冲突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所能采取的最严重的行动，难道它不应该比普通的政治决策面临更高的门槛吗？
即使一场战争符合所谓的“正义战争”条件，如果它是以从未被征询过意见的人民的名义进行的，它在民主层面上仍然可能是非法的。这不仅是程序问题，更是道德责任的断裂——公民被迫为他们从未选择的后果买单。
历史的教训：广岛与权力的集中
这种民主赤字并非新鲜事。美国作为现代民主的代表，在权力的巅峰时期反而暴露了其原则的脆弱性。1945年哈里·杜鲁门决定使用原子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 缺乏审议： 尽管宪法赋予国会宣战权，但针对日本的核打击决策并未经过国会辩论，也没有公众参与。
- 个人决断： 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性选择，是由一个人在少数顾问的支持下做出的。
- 制度性沉默： 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的一张便条上写下“准备好后发布”，这三个字成为了毁灭城市的最终封印。
这一事件标志着一个不归点：原子弹进入历史并非通过公开的正当性辩护，而是通过例行公事的“安静效率”。
正义战争理论的盲点
我们关于战争合法性的许多现代观念，实际上源自前民主时代。
- 非民主的起源： “正义战争”理论（Just War Theory）源于罗马帝国和神权政治。奥古斯丁和格劳秀斯等思想家关注的是战争的目的（如恢复和平、惩罚不公）是否正当，而非谁有权决定开战。
- 过时的逻辑： 在君主制下，宣战权属于统治者。现代民主继承了这一道德词汇，却未能加入民主的修正。
- 紧急状态的滥用： 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提出的“最高紧急状态”概念，虽然承认了道德困境，但也为领导人突破人权底线打开了缺口。
现代民主制度设计了权力代议制，但在战争问题上，它保留了统治者与服从者之间的古老距离。
代理战争与虚假的“民主和平”
现代民主国家常宣称它们之间不再发生战争（即“民主和平论”），但这往往掩盖了另一种形式的暴力：
- 代理冲突： 民主国家虽不直接交战，却通过资助、武器供应和联盟体系，在其他地区维持冲突。
- 责任转移： 将战场转移到国外，让民主国家产生了一种和平的幻觉，使其公民更容易忽视是以他们的名义在输出暴力。
只要战争是由民主国家资助的，它在本质上就是民主国家的战争。 这种和平的假象使得征求公民同意变得更加紧迫，因为其代价不是通过政策衡量，而是通过生命衡量的。
从被动抗议到主动否决
当公民意识到被排除在决策之外时，他们往往诉诸抗议（如针对加沙冲突的游行）。然而，抗议存在根本性的局限：
- 滞后性： 抗议总是发生在决策之后。它是对既成事实的反应，而非决策过程的一部分。
- 体制外声音： 政府可以容忍甚至承认抗议，同时声称由于缺乏体制内的否决，沉默仍等于同意。
改革的路径：知识与参与
为了解决这一危机，民主结构必须进化，将战争决策权部分回归给公民：
- 知情权作为公共权利： 任何海外干预或武器供应都必须附带解释义务。没有知情，就无法审议。
- 建立公民大会： 借鉴冰岛2008年后的宪法改革经验，随机抽选普通公民组成大会，在议会之外对战争议题进行审议。
- 设立“战争否决权”： 创造一个机制，让公民有权确认或拒绝参与非自卫性质的冲突。
这不是要取代政府，而是要完善代表制。真正的“沉默授权”不应是公民被迫忍受的现状，而是公民必须打破的枷锁。
在战争时期捍卫民主，意味着拒绝让我们的名字在没有我们声音的情况下被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