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的核心论点在于：“产出”、“丰盛”和“可负担性”在本质上是一回事，但政治含义大相径庭。 作者认为，社会真正的繁荣依赖于高产出（Output）——即生产更多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而非简单地追求低名义价格或“可负担性”。文章尖锐地指出，无论是左翼的再分配政策还是右翼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往往都会因限制产出而导致生活水平停滞。解决住房危机和工资增长放缓的唯一途径，是推行消除监管障碍、鼓励建设的供给侧改革。
术语背后的政治暗语
虽然“产出”、“丰盛”和“可负担性”描述的是相似的经济目标，但它们在政治语境中被赋予了不同的色彩：
- 产出 (Output): 略带中右翼色彩，是作者偏好的术语，强调生产实实在在的商品和服务。
- 丰盛 (Abundance): 带有中左翼色彩，是一个容易被接受的委婉语，本质上也是指提高产出。
- 可负担性 (Affordability): 左右翼民粹主义者都爱用的词，但往往是一种适得其反的思维方式。它让选民关注名义价格的高低，而非供给的多少。
“可负担性”的陷阱：名义价格 vs 真实收入
政客们喜欢谈论“可负担性”，因为选民往往将其简单理解为“高价格”。然而，这种关注点存在两个主要缺陷：
- 定义模糊： “买不起”通常并不意味着真的无法购买，而是指相对于其他选择（如购买二手车而非新车）来说并不明智。
- 混淆了价格与收入： 人们真正关心的应该是真实收入（购买力），而不是名义价格。
社会通过生产大量富人喜欢的东西——那些普通人“买不起”的东西——而变得越来越富有。像瑞士、新加坡这样理解这一点的国家，比那些执着于为穷人生产东西的地方要繁荣得多。
如果我们为了追求所谓的“可负担性”而实施价格管制（如租金冻结）或限制贸易，结果只会通过减少产出来通过贫困化国家。
住房悖论：为什么我们需要“买不起”的新房
作者提出了一个反直觉的观点：新车和新房本来就应该是普通人“买不起”的。
- 质量的阶梯： 新产品的质量优于旧产品。普通收入者购买高质量的二手车或通过翻新旧房来改善生活是合理的。
- 通过高端建设增加存量： 要提高整体生活水平，必须不断用更好的新房替换旧房。所谓的“住房可负担性危机”，本质上是豪宅建设不足。
- 供给的逻辑： 只要建造更多的房屋，无论是由谁购买，总体供应的增加都会缓解短缺。强制要求开发商预留“低收入单元”实际上是对新建筑征税，反而减少了总产出，使住房变得更难负担。
阻碍繁荣的真正元凶
实际工资增长的停滞并非源于工会衰落或进口竞争，而是因为产出受到了限制。主要原因有两个：
- 邻避主义 (NIMBYism): 极大地阻碍了住房和基础设施的建设。
- 低效的补贴: 政府补贴鼓励了那些并不被普通人高度重视的产出（如部分医疗保健和教育领域）。
真正的解决方案是供给侧改革：将重点从边际税率转移到消除阻碍产出的政府监管障碍上。这才是提升社会生活水平的可行路径。
左右翼的盲点与民主的希望
文章最后批评了当前的政治两极对经济现实的误解：
- 左翼的盲区: 过分迷信反垄断和再分配。事实证明，提高中位数生活水平最简单的方法是做大蛋糕（提高产出），而不是切分蛋糕（再分配）。
- 右翼的退化: 许多保守派从支持市场转向了推卸责任。从前他们认为贫困源于个人责任缺失，现在则倾向于将其归咎于外部因素（如移民或中国），从而拥抱经济国家主义。
我们谈论努力工作的价值，却告诉自己不工作是因为某种感知到的不公：奥巴马关闭了煤矿，或者工作都被中国人抢走了。这些是我们为了解决认知失调而编造的谎言。
尽管如此，选民最终是厌恶失败的。如果技术官僚能带来真正的繁荣（如阿根廷米莱的当选所示），民主制度下的人们仍会选择理性的经济政策，而非空洞的民粹主义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