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觉醒”运动，其初衷是反对种族不公，但其激进的诉求和强制性的道德要求，反而导致警察退缩和犯罪率上升，伤害了黑人社区。随之而来的“反觉醒”强烈反弹，虽然纠正了一些过度行为，却也开始否定黑人身份本身，并以“色盲”为名忽视了系统性的机会不平等。最终，必须超越这种两极对立，既要将种族从道德评判中剥离，又要尊重黑人的独特历史文化遗产，通过创造真正的机会均等，来完成民权运动未竟的事业，避免社会走向分裂。
一个国家的清算时刻
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抗议运动。最初的愤怒集中于警察暴力和种族不公，但很快，这场运动的叙事被迅速确定下来：
乔治·弗洛伊德因为是黑人而被谋杀。
这一诊断在事实调查之前就已成为定论，并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道德恐慌。抗议活动从要求改革，迅速升级为一场针对整个文明的“十字军东征”。在 批判性种族理论 (Critical Race Theory) 等思想的推动下，“系统性种族主义”成了解释一切种族差异的口头禅。
从改革到道德恐慌
这场运动对整个国家，尤其是白人，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 承认国家持续存在的针对黑人的罪行。
- 接受“反种族主义”再教育，否则就是“白人至上”的同谋。
- 承认“白人身份”本身就带来了不可磨灭的社会特权。
- 屈从于损害精英选拔制度的带有偏见的政策。
这种氛围导致了许多虚伪的表演，例如公司高管下跪、社交媒体更换黑色头像等，这些行为最终并未解决任何不平等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受伤害最深的恰恰是黑人群体。
- “撤资警察”的呼声： 导致警察减少主动巡逻。
- 犯罪率上升： 研究证实，凶杀案率随之上升，而受害者绝大多数是黑人居民。
那些高喊“黑人的命也是命”的人，似乎并不关心黑人实实在在的生命。
“反觉醒”的强烈反弹
强制人们接受他们不相信的信条，必然会滋生怨恨。当唐纳德·特朗普将自己定位为“被沉默者”的代言人时，这种怨恨找到了宣泄口。这种反弹的力量至今未减，其表现为：
- 平权法案 (affirmative action) 的废除。
- 多元化、公平和包容 (DEI) 办公室的关闭。
- 激进的“反觉醒”政治的兴起。
尽管其中一些纠正措施是必要的，但这场反弹带来了一个更危险的副作用：它不仅否定了种族政治，甚至开始 否定黑人身份本身。
过度纠正的危险
如今，一种将黑人身份视为怀疑理由的现象正在蔓延。
- 黑人公职人员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被贴上 “DEI 雇员” 的标签，暗示他们能力不足。
- 对历史黑人人物的提及从政府网站上被删除。
面对这种趋势，许多人开始拥护 “色盲” (colorblindness) 的理念，认为这是解决社会偏见的良方。然而，色盲是社会正义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真正的种族正义不仅需要拒绝看见肤色，更需要创造条件，让肤色不再决定一个人的机会。
允许“色盲”成为对现实漠不关心的借口，就是对民权运动理想的背叛。
重新构想未来
我们必须在两个看似矛盾的任务之间取得平衡：超越作为道德范畴的种族，同时 尊重黑人经验的历史特殊性。
黑人身份不是基因，而是一种历史的继承——它关乎奴役与解放、斗争与创造。它是一种文化遗产，为理解苦难、韧性和复兴提供了道德资源。我们不应渴望一个抹去黑人记忆的未来，而应将其视为所有美国人共享的财富。
要完成这项任务，需要采取具体的、非歧视性的措施：
- 确保平等的优质教育机会。
- 公平执法。
- 对家庭和社区进行投资。
这需要一种 “厚重的精英主义” (thick meritocracy)，它不仅关注结果，更致力于培养所有人的潜力，为他们提供获得技能、知识和经验的平等机会。
最终，我们面临的选择很明确：要么是一个被怨恨和否认撕裂的社会，要么是共同努力完成民权运动未竟事业的社会。关键在于 区分“看见种族”和“被种族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