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失误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新回忆录揭示了一个核心矛盾：尽管她的小说以精准预言著称，但她本人在理解人性方面却显得相当迟钝。这部作品展现了她对女性心理和人际关系的有限洞察，以及对女性身体和女权主义的复杂态度。作为一个政治上的自由派，她坚定支持言论自由和法律程序，这使她与现代激进主义产生分歧。最终，这些个人见解挑战了她作为《使女的故事》预言家的神话，并指出当代社会更多依赖文化说服而非强制手段来塑造女性的行为。

一个不解人意的观察者

阿特伍德承认，她对自己和他人的内心世界并不擅长深入探索。她将写小说视为一种理解人性的尝试，而非成果。这种对人际动态的迟钝体现在多个方面：

• 她无法察觉男性明显的爱慕之情。
• 她对自己母亲在父亲病重时每天去医院探望感到不解。
• 她将自己比作父亲（一位昆虫学家），通过仔细观察来了解事物如何运作，无论是机械还是人。

阿特伍德解释说：“我有一个关于小说家的理论，那就是他们并不比其他人更懂人性：他们懂得更少，而他们的小说正是试图搞清楚这一切的尝试。”

实用至上，情感淡漠

阿特伍德的成长经历塑造了她务实且不耽于情感的性格。她的童年充满冒险，在加拿大偏远地区生活，应对着溺水、蛇和熊的威胁。

• 她继承了祖辈不喜欢自我审视和自怨自艾的特质。
• 她的亲戚认为“炫耀、抱怨或过度表达情感”是不礼貌的。
• 这种性格也体现在她的小说中：富有创造力、不煽情、甚至有些恐怖，但缺乏深入的心理分析。

与女权主义的复杂关系

尽管被许多女权主义者奉为偶像，但阿特伍德本人并非领导女性运动的理想人选。她对女性和女性文化持有一种矛盾且清醒的态度。

• 她与男性相处融洽，但在回忆录中很少提及深刻的女性友谊。
• 她对受害者心态毫无耐心。
• 她深刻理解女性心理中嫉妒和报复等阴暗面，并在小说《猫眼》中进行了细致描绘。

《使女的故事》中的主角曾对她作为第二波女权主义者的母亲发出冷酷的指责：“你想要一个女性的文化。好吧，现在有了。”

坚守自由主义立场

阿特伍德的政治观点基本上是自由主义的，这使她常常与现代进步主义的潮流相悖。

• 言论自由的坚定拥护者：她在法特瓦事件后不久就为萨尔曼·拉什迪站台。
• 对法律程序的重视：她不认同 #MeToo 运动中一些清算式的过激行为。
• 她曾为一位被指控的教授辩护，并写下题为《我是个坏女权主义者吗？》的尖锐文章来回击批评者。
• 她认为，当“狂热崇拜达到顶峰时，公平和人权就会被抛到窗外”，并以此标准同时批评左右两派的极端行为。

“预言家”神话的破灭

阿特伍德的回忆录最终削弱了《使女的故事》作为一部精准预言的看法。她对人性的理解缺陷，尤其是对社会压力的认知，让她难以理解为何有人会主动拥抱有害的社会规范。

这部作品揭示了一个更深刻的现实：西方社会控制女性的方式已经不再是《使女的故事》中所描绘的直接强制。相反，当局只需要通过说服，让足够多的女性相信某些行为是善良、光鲜或高尚的自我提升，就足以让她们自己去惩罚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