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数据显示美国人的实际收入和消费能力达到了历史新高，但公众普遍感到生活成本难以负担。这种感受的根源在于人们对名义价格上涨（即标价）的心理反应，而非实际购买力的下降。当收入增加时，人们归功于自己；当物价上涨时，则归咎于外界。这种“金钱错觉”导致选民对通胀感到愤怒，并给政治人物带来了难题，因为真正降低物价水平需要付出引发经济衰退的巨大代价。
到底什么是“可负担性”？
在日常生活中，“可负担性”是一个综合性的判断，它不仅仅是关于价格。它综合考虑了以下几个方面：
- 收入水平： 你的薪水或收入能否覆盖某项开支。
- 固定成本： 比如房租、水电费、车贷等必要的生活开销。
- 储蓄与债务： 是否需要动用储蓄或背上信用卡债务来完成消费。
一个普通人说“我买不起”，意思是在平衡了收入、固定开销和对债务的担忧之后，认为某项支出代价太高。这并非是说绝对付不出这笔钱，而是认为这样做不值得或不明智。
数据与感受的巨大鸿沟
从经济数据来看，情况似乎非常乐观。无论是实际中位数家庭收入还是经通胀调整后的工资，在2024年都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同时，人均消费支出也在增加，这意味着总体上人们正在购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商品和服务。
他们（美国人民）的生活从未如此好过，但他们对可负担性感到愤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人们感觉自己正处于一场生活成本危机中时，他们不想看到任何图表或数据。这种感受与数据之间的脱节，正是问题的核心。
真正的症结：对名义价格的愤怒
人们的愤怒，本质上是对通货膨胀本身的愤怒。选民对价格的绝对数字非常敏感，而不是经过复杂计算后的“实际”价格。
- “金钱错觉”在起作用： 当你的工资上涨时，你认为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但当物价上涨时，你会责怪政府或企业。人们很难将这两者看作是同一个宏观经济体系的一部分。
- 记忆中的价格： 我们的大脑会记住一个商品“应该”花多少钱。即使电影票在刨除通胀后比以前更便宜，但当看到票价从10美元涨到15美元时，我们的第一反应仍然是“太贵了”。
- 降价的期望不切实际： 选民们希望物价能回到过去的水平，但政治家们知道，唯一能让物价绝对下降的方法就是制造一场严重扼杀经济的衰退。
正如一位保守派人士所说，人们想要的不是通胀率下降，而是“面包的价格回到他们记忆中合理的水平”。
政治难题与真正的出路
这种状况给执政者带来了巨大的政治难题。承诺降低物价，但又无法在不摧毁经济的前提下兑现。
所谓的“可负担性危机”，其实就是公众对通胀的焦虑。与其追逐一个虚幻的“降价”目标，不如专注于制定真正有效的经济政策。真正能帮助人们的，是以下这些具体措施：
- 提高工资和收入，让人们有更多的钱。
- 降低税收和不必要的政府开支。
- 通过合理的再分配政策，增加人们的可支配收入。
- 改革监管，消除那些成本大于收益的规定，以促进经济增长。
这些都是长期有效的好政策。然而，要真正平息公众对“买不起”的焦虑，只有两种可能：要么经历一段长期的低通胀，让人们逐渐忘记物价上涨的痛苦；要么发生一场经济衰退，让人们开始担心一些比物价更严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