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育率正在急剧下降，这不仅是富裕国家的现象，发展中国家的下降速度甚至更快，构成了更严峻的挑战。这种下降对经济增长、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以及公共债务都带来了巨大压力。其背后的原因错综复杂，包括经济因素、教育领域的“军备竞赛”、社会规范的变迁以及性别角色的冲突。虽然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但增加住房供应、改革教育体系以及设计更精准的生育激励措施等“无悔”政策，被认为是缓解问题的有效途径。
为什么低生育率是一个经济问题？
低生育率最直接的后果是人口的快速减少，除非有大规模移民来抵消。这会带来一系列经济挑战。
拖累整体经济增长： 经济学家有一个基本的核算公式：总产出增长 = 劳动生产率增长 + 劳动力增长。如果劳动力因低生育率而每年减少 1%，即使生产率依然增长 2%，整体经济增长率最多也只有 1%。社会需要适应这种低增长状态。
威胁社会承诺： 许多国家过去的承诺，如社会保障金的发放和公共债务的偿还，都依赖于一个不断增长的经济总量。人口萎缩会直接威胁到这些体系的稳定性。
区域发展不均与基础设施浪费： 人口减少并非均匀分布。像东京这样的大城市人口可能仍在增长，而其他小城镇则可能失去 30% 到 40% 的人口。 > 当一个城镇失去 40% 的人口时，你需要关闭当地的高中、大学和医院。许多本地超市也可能倒闭。这些都是代价高昂的决定，会对许多人的生活造成重大的破坏性影响。
日本和韩国：最好的坏榜样？
人们通常认为日本和韩国是低生育率未来的典型案例，但实际情况可能更复杂。尽管面临人口挑战，但它们的宏观经济指标依然相对稳健。
社会共识是关键： 日本在 2004 年对其社会保障体系进行了深刻而痛苦的改革，通过引入可持续性指数，成功稳定了债务。这种改革得益于东亚社会强大的凝聚力和社会共识。
日本可能是“最佳情景”： 许多人认为日本的情况并不算太糟，但 Jesús Fernández-Villaverde 指出，这可能已经是我们能期待的最好结果了。
市场明白，日本或韩国最终能够或多或少地渡过这些难关。但西班牙、意大利或墨西哥能做到吗？我对此不那么乐观。
错误的衡量标准： 日本的人均 GDP 几十年来停滞不前，但如果看每名工人或每小时工作产出，其表现相当不错。这表明问题不在于生产率停滞，而是社会人口结构向不工作的老年人倾斜。
真正的危机在发展中国家
一个普遍的误解是，只有富裕国家才需要担心生育率。然而，数据显示，发展中经济体的生育率下降速度更快，稳定后的水平也可能更低。
惊人的转变： 墨西哥目前的生育率已经低于美国。甚至美国非西班牙裔白人的生育率都比墨西哥要高。
发展中国家为何下降更快？
- 高昂的育儿投资： 新经济模式高度重视技能和抽象思维，这要求父母投入巨大的时间成本，这对发展中国家的家庭来说尤其困难。
- 家庭成为“奢侈品”： 传统婚姻和长期伴侣关系的瓦解对低收入人群影响更大，这在贫穷国家汇总表现为更低的生育率。
- 社会规范的冲突： 发展中国家的女性通过社交媒体向往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和性别平等，但她们的潜在男性伴侣仍固守于传统的父权观念。这种不匹配导致许多伴侣关系无法建立，孩子也无从谈起。
我们能做些什么？“无悔”政策
虽然通过社会工程来精确调控生育率几乎不可能，但有一些政策无论如何都对社会有益，并且可能有助于提高生育率。
增加住房供应： 住房是首要问题。研究表明，获得保障性住房能显著提高生育数量。增加住房供应，即使不能提高生育率，也能改善民生，是一项没有负面后果的政策。
改革教育体系：
- 避免过度教育： 许多人被推入大学，攻读回报率极低的人文社科专业，这不仅延迟了家庭组建，也限制了他们的收入潜力。将更多人引导至职业技术领域可能对经济和家庭形成都有好处。
- 打破“教育军备竞赛”： 在韩国等国家，能否进入顶尖大学几乎决定了一生的命运，这造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改革招生制度，例如为顶尖大学设置一个“合格线”，然后在达标者中进行抽签，可以减少过度竞争，让教育体系更加公平。
关于直接补贴的思考
直接给钱生孩子是常见的政策提议，但其效果备受争议。
效率低下： 大部分补贴都流向了那些无论如何都会生孩子的家庭，这是一种资源浪费。关键在于如何精准激励那些处于生育决策边缘的家庭。
关注“从二到三”的转变： 近年来，许多家庭从生育三个孩子减少到两个。因此，鼓励家庭生育第三个孩子可能是一个有效的切入点。
与其提供少量现金，不如设计更有吸引力的政策，比如：如果生育第三个孩子，所有三个孩子的大学学费全免。
激励措施应保持中立： 为了避免扭曲，补贴政策应通过税收减免等方式实现，使其激励效果与家庭收入水平成正比，而不是不成比例地偏向低收入人群。这确保了政策在不同收入群体间的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