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A如何逆袭新自由主义
特朗普的政治理念并非个人特质，而是一种名为 “国家市场自由主义” 的新兴思潮的体现。该思潮融合了民族主义与市场自由主义，核心在于反对全球化与国际主义，转而推行贸易战、经济制裁、贸易集团和移民限制等政策。这些一度被视为非主流的政策现已在美国及欧洲被广泛接受，标志着对新自由主义的根本性转变，形成了一个可能长期存在、并超越特朗普个人政治生涯的新政治经济秩序。
一种难以归类的新现象
将特朗普的政治理念归入传统的意识形态框架十分困难，这主要源于两个问题：
- 理念的非传统组合： 特朗普的思想融合方式不符合常规，难以被简单定义。他本人的多变和冲动反应更增加了分类的难度。
- 观察者的认知局限： 我们尚不清楚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秩序会是什么形态。因此，特朗普身上那些看似古怪和无法归类的特征，可能只是因为我们对新秩序的构成元素感到陌生。
尽管如此，一个超越特朗普个人的新政治经济秩序已经形成。最初看似异常的政策，如今已被整个政治体系所接纳和发展。
历史的走向固然受个人影响，但深层的经济和政治潮流至少同等重要。无论特朗普本人的政治前途如何，他所定义的社会不满和独特的意识形态组合都不会消失。
从非主流到共识：新秩序的政策转向
一系列曾被视为激进的政策，如今已成为美国乃至欧洲政治光谱的普遍共识，标志着与新自由主义的决裂。
1. 贸易战与经济胁迫
特朗普在 2017 年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最初几乎没有得到政治阶层的支持。然而，这一政策如今已被广泛接受，并被赋予了更复杂的内涵：
- 经济层面： 将中国视为导致美国中产阶级衰落的原因。
- 军事层面： 认为中国的崛起威胁到美国在亚洲的安全利益。
- 政治层面： 强调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
此外，经济胁迫 已被视为国际经济政策的常规工具。特朗普时期重启或加强了对古巴、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制裁，而拜登政府不仅延续了这些政策，还对俄罗斯、中国等国实施了大量新制裁。
2. 重商主义与贸易集团
将市场视为纯粹竞争和战斗场所的“商人视角”正在变得普遍。这种新重商主义催生了“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等概念，即优先在政治友好的国家进行投资。
“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实际上是帝国特惠制或大东亚共荣圈的翻版，只是不敢直言其名。它将世界分割为相互竞争的贸易集团，这与二战前达到顶峰的经济集团化并无本质区别。
这种政策的转向，从根本上挑战了二战后建立在自由贸易原则之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如果美国和欧洲带头提高关税和建立贸易集团，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将难以再向其他国家推行贸易自由化。
3. 移民限制与民族主义
特朗普持续不断地谈论移民问题，使其进入了主流政治词典。在他离任后，修建美墨边境墙的工作仍在继续。如今，“将自己与世界隔绝”已成为全球范围内政治上可接受的做法。
- 欧盟在地中海巡逻，导致每年约 3000 人在试图偷渡欧洲时死亡。
- 希腊-土耳其和塞尔维亚-匈牙利边境也建起了针对移民的围墙。
- 特朗普的反移民立场与英国前首相特蕾莎·梅、意大利总理乔治娅·梅洛尼等欧洲领导人的政策并无本质不同。
这种针对特定少数族裔的 族裔民族主义，在欧洲的许多政党中也普遍存在，从芬兰的芬兰人党到法国的国民联盟，再到西班牙的 Vox 党。
“国家市场自由主义”：一个新共识的诞生
将关税战、经济制裁、贸易集团和移民限制等理念结合起来看，我们可以发现，特朗普“提出”的这套意识形态方案并非他独有，而是已被西方主流政治力量部分或全部采纳。一个独立于特朗普是否存在的新政治信念体系已经形成。
这套体系在四个关键领域与新自由主义思想直接对立：
- 取代全球化： 实行 关税战和经济排斥区。
- 取代政治经济分离： 推行 政治驱动的制裁和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
- 取代人员自由流动： 建造 高墙与围栏。
- 取代世界主义： 出现 公开的民族主义运动 并掌握权力。
然而，这种新意识形态也保留了新自由主义的部分元素，特别是“商人式”的国内政策：
- 对高收入和遗产征收低税。
- 资本收入的税收优惠高于劳动收入。
- 放松管制，限制国家开支。
最适合描述这种思想混合体的术语或许是 “国家市场自由主义” (National Market Liberalism)。它在市场问题上采纳了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部分思想，但彻底抛弃了后两者至关重要的 国际主义 成分。自由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始终是世界主义者，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无国界的世界。而“国家市场自由主义”则恰恰相反，它将自由市场政策限制在本国范围内，对外则奉行重商主义。
这种意识形态并非法西斯主义，因为它明确排斥任何社会主义元素，在国内经济政策上与新自由主义几乎没有区别。正如剥离了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产生了国家社会主义，剥离了国际主义的全球新自由主义则催生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新兴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