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何伟通过对比二十年前后的两代中国学生，揭示了社会环境的巨大变迁。与充满希望的“改革的一代”不同，当下的“习一代”青年虽然资源更优渥，却深陷“内卷”的激烈竞争，对未来缺乏幻想，并主动回避政治。文章通过何伟本人不被续约、学生因尝试采访而被校方约谈等亲身经历，展现了日益收紧的言论控制。其核心观点是，体制不仅依靠监控，更巧妙地利用无处不在的竞争作为一种控制工具，使年轻人因疲于奔命而无暇他顾，最终多数人选择适应而非反抗。
两代人，两种期望
何伟的观察记录了两代中国学生的鲜明对比，反映了中国近二十年的发展轨迹。
改革的一代 (1990年代):
- 多来自贫困农村，父母资源有限。
- 核心驱动力是脱贫，对未来充满期望。
- 他们是中国经济起飞时期的最佳写照。
习近平的一代 (2020年代):
- 几乎都来自城市，多为独生子女，承载着家庭的全部资源与期盼。
-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卷”和升学求职竞争。
- 他们聪明、有想法，但对未来不抱幻想，也不愿反抗既有制度。
他们晓得事情的道理，也了解体制的缺点。
疏远的领袖与变化的偶像
与90年代学生常谈论毛泽东和邓小平不同，新一代学生几乎从不主动提及当下的领导人。在何伟收到的500多篇报告中，仅有22次提及习近平，且通常是一笔带过。
这种疏远感也体现在偶像的选择上：
- 1990年代的偶像: 主要是政治人物，如毛泽东、邓小平和周恩来。
- 2020年代的偶像: 主要是科学家和企业家，如史蒂夫·乔布斯。政治领袖的受欢迎程度与说唱歌手阿姆（Eminem）和球星梅西（Lionel Messi）相当。
一位选择乔治·华盛顿作为偶像的学生写道：
他主动放弃政治权力，这让我最佩服他。
此外，今天的优秀学生对入党的兴趣也明显降低，他们认为这并不影响自己期望的职业生涯。
真正的恐惧：他们怕的是彼此
何伟发现，对当代中国学生而言，最有效的控制工具并非无处不在的监控或历史叙事，而是“竞争”。
我大多数学生最怕的不是監視攝影機，不是修改過的歷史⋯⋯同學們怕的是彼此——他們擔心的是其餘也在為分數與工作機會較勁的、有天分的年輕人。
当竞争的压力变得如同信仰般强大时，它就起到了分散注意力的作用。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大多数年轻人已经变得麻木和疲惫，没有精力去认真思考更宏大的问题。这使得“竞争”本身成为了一种“人民的鸦片”。
体制绑架了每一个人
何伟身边学生的亲身经历，生动地展示了体制如何运作并影响每一个人。
被“喝茶”的瑟蕾娜:
- 学生瑟蕾娜因计划采访学院美方院长，询问何伟不被续约一事，几小时后就被校方约谈。
- 在“黑脸白脸”式的问话中，她被警告可能会被校友会除名。
- 瑟蕾娜最终选择哭泣并承诺放弃报道，她务实地认为，训诫她的校方人员“只是在做他该做的事”。
“情感问题”的根源:
- 何伟后来联系了当年因其论文评语而引发网络攻击的学生约翰。
- 约翰表示，他并非“小粉红”，也从未在网上发帖攻击老师，但他承认当时对老师的评语感到“不爽”，因为评语挑战了关于“主权”的传统政治观点。
- 约翰的反应揭示了问题的核心：
“假如我是美国人，我一定完全同意你。但我不是。”他认为这不是逻辑问题，而是“情感问题”。
这些经历让何伟得出一个结论：体制绑架了每一个人。在这种环境下，即便是来自美国的院长和合作大学，在面临压力时，也会选择沉默与回避，遵循当地最糟糕的规则行事。
尽管有像瑟蕾娜那样依然相信“我们会改变体制”的少数声音，但更多学生的回答是“我们会适应的”，因为“生气很容易，但遗忘也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