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病灶深藏核心

根据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的观点，技术进步取决于“态度与能力”。美国和中国正是因为同时具备这两者而成为超级大国，而欧洲虽然拥有能力，却失去了创新的态度，导致其在技术和经济上落后。欧洲的过度监管和保护主义心态阻碍了发展，与美国由军事驱动的科技创新和中国由政府主导的产业计划形成鲜明对比。若不接受“创造性破坏”并重塑其创新文化，欧洲将无法重返全球领先地位。

核心问题：态度与能力

经济的成功根植于两个基本要素：能力（aptitude）和态度（attitude）。

• 能力指的是技术和工程实力。
• 态度则是一种拥抱创新、愿意冒险并接受变革的文化。

欧洲的问题在于，它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能力，但却早已失去了积极创新的态度。我们成为了一个专注于保护现有产业和工人的地区，而非创造未来的产业。德国汽车工业的衰落便是一个典型案例——这项曾支撑德国经济一个多世纪的发明，如今正被电动化、数字化，尤其是中国的竞争者所颠覆。

两种不同的超级大国模式

美国和中国都深刻理解创新与地缘政治力量之间的联系，但它们实现创新的路径有所不同。

• 中国：政府主导的崛起

  中国通过五年计划等国家战略，成功地将出口导向型增长的收益投入到创新和现代化中。这种模式曾被西方嘲笑，但它却成功地挑战了德国的汽车工业，并垄断了稀土等关键技术领域。

• 美国：军事与科技的结合

  美国的地缘政治主导地位源于二战后军事与科学的紧密合作。军方既是前沿技术的最大赞助者，也是最大的客户。互联网的诞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其核心通信协议最初是为满足军事需求而开发的。

中国很早就意识到——而欧洲人尤其不愿承认——创新与地缘政治力量之间存在着联系。

欧洲的自我设限

与中美不同，欧洲在数字时代一直处于落后地位，并且通过一系列立法让情况变得更糟。这种沉重的负担始于数据保护规定，并延伸至最近的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法规。

这些政策的根本目标是：

• 限制美国科技巨头的业务。
• 强迫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内容审查。
• 保护现有工人和旧有产业，而非鼓励新技术的诞生和应用。

结果是，尽管欧洲拥有优秀的工程师，但它已经变成了一片“数字沙漠”。欧盟的创新项目，如“地平线欧洲”，更像是为二流大学分配资金的政治项目，而非真正推动前沿研究。

拒绝“创造性破坏”的代价

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霍伊特因其关于“创造性破坏”的经济模型而获得认可。这个由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概念，描述了新创新取代旧事物的过程。

就像园丁必须让旧的植物死去才能种出新的东西一样，经济也需要淘汰旧产业来为新产业腾出空间。

这个概念在欧洲的政治环境中是完全不被接受的。欧洲擅长将过去的辉煌保存在博物馆里，比如戴姆勒的第一辆汽车，但这恰恰反映了它早已失去的创新态度和能力。如果不让旧事物消亡，新的增长就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