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声称其公共卫生官员正在对抗一种名为“群体思维”的心理现象，认为它导致了疫情期间的防疫决策失误。这个概念源于心理学家欧文·贾尼斯（Irving Janis）在20世纪70年代的理论，即群体为了维持内部和谐会压制异议，从而做出灾难性决定。然而，这一理论早已因缺乏实证支持而被学术界广泛质疑。许多所谓的“群体思维”案例，事后被证明更多是出于政治或个人利益的考量。因此，将复杂的公共卫生决策失误简单归咎于“群体思维”，不仅是错误的，还可能破坏真正有效的群体协商和科学共识。
“群体思维”：一个流行的指控
特朗普政府及其“让美国再次健康”（MAHA）运动的核心人物认为，疫情期间的公共卫生应对是一场由“群体思维”导致的灾难。
- 核心论点： 一小群精英科学家围绕口罩和封锁等策略抱团，并排斥所有不同意见。
- 具体指控： 官员们将解雇疫苗顾问、修改膳食指南等行为，都包装成是对抗“群体思维”的必要措施。
- 最终目标： 卫生部门声称，他们正在“重建一种科学家可以自由质疑、辩论和遵循证据的文化”，以确保真理而非盲从驱动决策。
一个理论的兴起与流行
“群体思维”这个词最初并非用于描述政府决策失误，而是经历了演变。
- 最初的含义： 记者小威廉·H·怀特（William H. Whyte Jr.）在1952年创造了这个词，用来批评当时美国社会和企业中日益增长的、扼杀个性的从众心态。
- 学术化改造： 耶鲁心理学家欧文·贾尼斯在1971年借用了这个词，并赋予其新的定义。他声称，肯尼迪总统的智囊团在策划“猪湾入侵”时，就因为追求团队的“我们感”而压制了疑虑，最终导致惨败。
- 理论的扩散： 贾尼斯的理论极具吸引力，很快被用来解释历史上各种重大失败，包括：
- 未能预见珍珠港事件
- 越南战争的泥潭
- NASA“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灾难
贾尼斯的观点极大地提升了“群体思维”的严肃性：问题的核心不再是企业文化，而是华盛顿，一种心理传染病被认为是导致世界级悲剧的罪魁祸首。
对“群体思维”理论的根本性质疑
尽管“群体思维”理论在公众中广为流传，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它在学术界已经信誉扫地。
- 缺乏实证基础： 学者萨莉·里格斯·富勒（Sally Riggs Fuller）和雷蒙·阿尔达格（Ramon Aldag）指出，贾尼斯的模型基本上是基于个人直觉和推断的“纸上谈兵”，他从未进行过任何实际测量。
- 事后诸葛亮： 许多支持该理论的研究都是在灾难发生后，回顾性地寻找符合理论的证据，而非科学验证。
- 证据指向反面： 与贾尼斯的理论相反，后续研究发现，凝聚力强的团队——也就是拥有那种“我们感”的团队——通常能做出更好的决策。
- 另一种解释： 许多案例中，决策者的行为并非无意识的从众，而是清醒的、出于政治利益的顺从。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罗德里克·克莱默（Roderick Kramer）在重新分析了“猪湾入侵”和越战的解密文件后，认为这些事件展现的不是“群体思维”，而是“政治思维”（politicothink）。
“尽管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但群体思维的说法拒绝消亡。”
一种方便的政治工具
如今，“群体思维”一词在学术界已基本被抛弃，但在公共话语中，它演变成了一个含义模糊的贬义词，尤其受到政治右翼的青睐。
- 标签化的武器： 它被用来攻击那些自己不认同的共识，成为一种方便的指责工具。正如心理学家多米尼克·帕克（Dominic Packer）所说：“这是别人才有的想法，你从不会听见有人用这个词形容自己的团队。”
- 迎合个人主义： 在崇尚“特立独行”的文化中，“群体思维”是攻击精英共识的完美标签。
公共卫生决策的本质
将公共卫生领域的复杂问题归咎于“群体思维”是极其有害且具有误导性的。
- 决策是集体活动： 像“是否以及何时关闭学校”这类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独行侠”仅凭科学就能得出客观答案的。它必然涉及在相互冲突的价值观、争吵不休的利益方和事实不确定性之间进行谈判和民主协商。这本质上就是一个群体活动。
- “反群体思维”的谬误： MAHA运动的领袖们声称要凭“科学”行事，却解散了行之有效的专家委员会，换上自己信任的圈内人。这恰恰是以对抗“群体思维”为名，行真正的群体思维之实。
- 破坏有效机制： 像疫苗咨询委员会这样管理良好、规则透明的专家组，是我们拥有的最强大、最值得信赖的决策工具之一。它们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糟糕的集体决策。
最终，一个国家的思想并没有崩溃。真正的问题在于，当领导者不愿意承认任何错误时，团队成员就会为了自保而隐藏错误、从不批评上级。最好的决策来自于将不同观点汇集在一起，而不是否认我们作为社会性动物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