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在选举中取得的胜利，以及他推行的紧缩政策，被西方媒体简单地归为又一波“民粹主义浪潮”。然而，这种标签忽视了阿根廷政治的复杂性。阿根廷左翼知识分子发展出的“反反民粹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更深刻的视角，认为民粹主义不仅是分裂社会的工具，更是对既得利益阶层的一种必要反抗，是政治变革的核心过程。通过回顾佩隆时代的历史和拉克劳等学者的思想，可以发现，阿根廷的经验为全球左翼提供了一种启示：与其谴责民粹主义，不如理解其能量，并将其用于对抗不公的现状。
西方标签的局限性
哈维尔·米莱以超过 40% 的得票率获胜，足以让他推行严厉的紧缩计划。西方的自由派评论员迅速将其归入全球“民粹主义浪潮”的叙事中。
然而，在阿根廷，“民粹主义”这个词的含义要复杂得多：
- 米莱在议会中的主要盟友是前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他是一位典型的建制派政治家。
- 米莱的主要对手，庇隆主义联盟，则是一个自称为“民粹主义者”的庞大集团。
这表明，英语世界用来分析阿根廷政治的术语，似乎无法抓住当地的事实。问题不在于阿根廷政治有多么“怪异”，而在于我们自身的理论工具过于粗糙。在英美，人们习惯将民粹主义者贬为“煽动家”和“分裂者”，但在阿根廷，知识分子被迫发展出更复杂的理解。
阿根廷左翼更愿意挑战自由派的底线，并承认即使要谴责个别民粹主义者的极端行为，民粹主义本身或许仍有值得保留之处。
历史根源：佩隆的矛盾遗产
关于阿根廷民粹主义的辩论，核心是备受争议的人物——胡安·多明戈·佩隆。他在 1946 年上台后，展现了几乎所有左翼所鄙视的特质：
- 他搞个人崇拜，打压批评他的大学和杂志。
- 他的政府被文化界名流视为“骇人的独裁统治”。
然而，在工人阶级中，佩隆却如神一般存在。他的支持者主要是产业工人，本应是左翼的天然票仓。这让当时的左翼分子感到困惑：无产阶级确实在崛起，但他们服务的对象却是一个被他们视为法西斯主义者的人。
理论的诞生：“反反民粹主义”
为了理解这一现象，一些左翼作家在 1953 年创办了名为 Contorno（意为“边缘”）的杂志。他们认为，佩隆的崛起应归咎于阿根廷自满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阶层。
- 大卫·比尼亚斯（David Viñas）提出了类似今天所说的“专业管理阶层”（professional managerial class）的概念。这个阶层由知识分子、管理者、建制派政客和媒体人组成，致力于维护现有秩序。
- 比尼亚斯认为，当民众支持那些将世界划分为“我们”和“他们”的政治家时，他们并非在制造分裂，而是在揭露这个隐形的阶层及其维持现状的角色。
- 因此，民粹主义本身不是一种病，而是政治文化拒绝正视建制派问题的症状。
到了 60 年代，莱昂·罗齐奇纳（León Rozitchner）等作家将这些观点系统化，指出议会民主本身就让公民习惯于一种“魔法思维”：他们不再为自己的利益发声，而是寻找一个“代表”他们的人。一旦这种“代表”的逻辑被接受，那么当议员表现不佳时，人们为什么不能去寻找一个能提供更好交易的强人呢？
拉克劳的洞见：民粹主义即政治本身
阿根廷的“反反民粹主义”传统也催生了近代最重要的民粹主义理论家之一：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
对拉克劳而言，“民粹主义”是政治学中最被误解的术语。他认为，民粹主义的核心在于认识到那些声称具有普遍性的机构，实际上根本不是普遍的。
- “政府”不过是一群试图自肥的职业官僚。
- “公务员系统”只是官僚和非政府组织吸取公共资金的借口。
- “法治”只是一小撮贪婪律师的狂欢。
拉克劳断言，民粹主义不是一种政治类型，而是所有政治的基本程序——即建立联盟以对抗某个既定秩序，从而改变世界。它是所有为现状辩护的崇高概念被揭示为赤裸裸权力运作的那一刻。
对当今世界的启示
这些理论在现实中非常有用。在 90 年代末和 2000 年代初，阿根廷成为全球反对私有化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紧缩政策的中心。曾经支持佩隆的产业工人再次走上街头，高喊“¡Que se vayan todos!”（所有人都滚蛋！）。
当北美左翼还在为克林顿政府的政策辩护时，阿根廷左翼重新发现了抗争的乐趣，决心走上街头，直到技术官僚们开始倾听。
随着世界各地出现越来越多被贴上“民粹主义”标签的领导人，我们或许也应该“拉丁美洲化”我们的政治话语。在工人阶级日益远离进步事业、转而支持反动事业的时代，比尼亚斯、罗齐奇纳和拉克劳等被遗忘的阿根廷思想家提醒我们：并非所有想要让世界变得更公平、更温和的人，都想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去实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