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内容重读波伏娃的《第二性》，并以此为框架，剖析了东亚父权社会中男性如何通过物化和羞辱女性来巩固自身地位。核心论点指出，许多东亚男性将女性的美貌、才华和社会资本视为战利品，通过展示和“拥有”这些女性，将她们的价值转化为自身的社交货币，从而维持男尊女卑的社会结构。文章通过引用数据揭示了这种剥削的普遍性，并批判了这种文化对女性自由的持续压迫，呼吁女性觉醒并反思父权文化的深远影响。
女性作为男性的社交资本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的观察，即便在76年后，依然精准地描绘了许多东亚男性的行为模式。他们不断寻找新的方式来炫耀女性，以此证明自己的掌控力和社会地位。
Men keep finding new ways to show off women — and to remind them they’re replaceable. （男性不断寻找新方法来炫耀女性——并提醒她们，她们是可以被取代的。）
这种行为的本质是将女性物化为一种资源，展示女性即是展示自己的阶层。
- 炫耀“战利品”: 许多男性乐于谈论他们交往过的女性，并为每个女性贴上标签——A很有钱，B很漂亮，C很难追但还是被我得手。
- 价值的掠夺: 他们将女性自身的美貌、才华、社会地位等价值，通过发生性关系这一行为，象征性地掠夺过来，转化为自己的社交资本。
- 巩固男性同盟: 在男性之间，交换关于女性的故事是一种独特的社交语言，女性在其中沦为被交易的关系货币，这有助于巩固男性之间的同盟关系。
在父权逻辑中，男性只要能与高价值女性发生关系，就能暂时“吸收”她的光环。这在东亚社会尤为普遍，因为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观念和荡妇羞辱文化，为这种价值挪用提供了便利。
东亚父权文化的特殊性
东亚父权社会由于其长期的稳定性，使得性别双重标准极为根深蒂固，资源分配也呈现出明显的男尊女卑格局。
- 贞洁的污名化: 东亚文化只污名化女性的贞洁，这使得男性可以持续利用这一点来剥削女性，享受“躺赢”的人生。
- 统一的搭讪模板: 许多男性接触女性时使用一套标准流程（“多大了？哪人？看看腿？爆个照？”），一旦得手便迅速变脸，将女性当作炫耀的资本。
- 以贬低为荣: 他们越是表现出看不起女性，就越能彰显自己的强大；睡过的优质女性越多，就越能证明自己作为高位者有能力抛弃高价值的猎物。
这种行为模式的背后，是一种深刻的自卑感，其结构与“自恋型人格障碍”相似：通过极端的自我膨胀来掩盖内在的空虚和压抑。
父权病毒与系统性剥削
父权文化不仅是一种观念，更是一个有巨大经济效益的资本生产链。东亚社会将这种压迫、剥削和性化女性的模式，包装成文化实力向全球输出。
以下数据揭示了这种文化的现实影响：
- 情色资本: 在中国，女性常在商务应酬中被当作“礼物”，成为男性构建人脉的工具。
- 收入不公: 传统性别观念显著负面影响女性收入，但对男性收入无影响。
- 性骚扰与暴力: 在日本媒体和娱乐业，51.4% 的受访者经历过性骚扰或暴力，22.7% 被要求“提供性娱乐”。
- 线上性犯罪: 2022年韩国线上性犯罪案件超万宗，其中受害者女性占88.6%。
- 庞大的性产业: 日本性产业年收益约240亿美元，成人影片市场年营收约4000亿日元。
历史的枷锁与女性的困境
从古至今，立法者、哲学家和作家都在不遗余力地证明女性的从属地位是天经地义的。
亚里士多德说：“女性之所以是女性，是因为她缺少某种特质。” 圣‧托马斯说：“女人是不健全的人，是附属的人。”
时至今日，这种观念依然存在。许多男性将家庭主妇称为“寄生虫”，完全否认女性的家庭付出和母职惩罚。他们深知污名化和压迫女性能带来巨大的好处——维持一个零成本的奴隶制度。
波伏娃曾指出，女性群体的问题在于缺乏团结和历史感。
- 被分化的个体: 今天的东亚女性依然被婚恋、年龄、美貌等男性创造的焦虑所分化，成为一个个孤立的个体。
- 对压迫的内化: 她们甚至无法完全信任来自其他女性的帮助，反而对一个抽象的、尚未出现的“好男人”抱有希望和恐惧。
- 对自由的恐惧: 许多女性尚未意识到“抽象自由”的价值，反而习惯于害怕自由，同时对“抽象的丈夫”怀抱期待。
尽管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曾缓慢而稳定地发展，但女性主义的觉醒之路可能更为漫长。父权制的强大之处在于，即便取得了缓慢的进步，也可能在一夜之间倒退回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