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智慧，至今仍有可学之处
18世纪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的“批判哲学”彻底改变了西方思想。他主张，人类的认知并非被动接收外部世界，而是通过心智中固有的结构（如时间和空间）来主动构建我们所体验的现实。因此，我们只能认识事物呈现给我们的样子（现象），而无法触及其本质（本体）。基于此，康德提出了他的道德理论，核心是绝对命令——即道德行为必须源于理性的责任，其准则应能被普遍化为所有人的法则。时至今日，在面对政治动荡和人工智能等挑战时，康德关于理性、自由和人类尊严的思想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从神秘主义到哲学边界
康德的哲学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始于他对瑞典神秘学家伊曼纽尔·斯韦登堡的批判。斯韦登堡声称能与天使和灵魂交流，这促使康德去探索人类理性的能力范围。
在研究了斯韦登堡的著作后，康德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哲学的核心任务是区分两个领域：
- 经验可知之物： 我们可以通过感官和经验来认识的世界。
- 超验想象之物： 那些我们只能想象或虚构，却无法通过经验证明的存在，如灵魂或上帝。
康德写道：“形而上学，是关于人类理性边界的科学。”
他认为，斯韦登堡的错误在于混淆了这两个领域，试图用感知精神世界的方式来感知物质世界。这一思考为康德的“批判哲学”奠定了基础。
一场思想的“哥白尼革命”
康德的革命性贡献在于，他将人置于认识的中心，这就像哥白尼将太阳置于宇宙中心一样颠覆了传统观念。在此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心智是被动反映一个客观存在的世界。
康德则认为，是我们心智的结构塑造了我们所体验的现实。
- 时间和空间并非独立于我们之外的客观存在，而是人类心智整理感官经验的“主观形式”。
-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物自体”（本体，noumena）——即事物在自身中的真实样貌。
- 我们只能接触到“现象”（phenomena）——即事物在我们心智框架下呈现的样子。
“关于物自体可能是何种样子，我不知道，也无需知道，因为事物呈现给我的，永远都只是现象而已。”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周围的世界是虚假的。康德认为，正因为所有人都共享相同的心智结构（如时间和空间），客观的科学知识才成为可能。科学研究的正是这个现象世界，因此其结论是可靠的。
理性、启蒙与自主
康德的思想与他所处的启蒙时代精神紧密相连。他热情地支持法国大革命，因为它实践了他思想的核心——解放，即让人类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
在他著名的文章《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中，康德给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定义：
“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他鼓励人们“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 这便是启蒙的格言。
然而，康德的理想并非简单的“自由”（即不受约束），而是自主性（autonomy）。
- 自由（Liberty）： 意味着没有外在的阻碍，可以为所欲为。
- 自主性（Autonomy）： 意味着遵循自己通过理性为自己设立的法则生活。一个自由的意志，是“它能够把自己看作是法律的制定者”。
康德认为，正是这种为自己立法并遵循的能力，构成了人类的特殊尊严。
道德的绝对命令
康德彻底重塑了道德的定义，将其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而非上帝的旨意或行为的后果。
他认为，评价一个行为是否道德，关键不在于行为本身或其结果，而在于做出行为的意志。
- 世界上唯一可以被称为“无条件善”的，只有善良意志。
- 一个行为若要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必须是纯粹出于责任而为之，而非出于情感、偏好或对利益的考量。
- 这份责任并非对上帝或他人，而是对我们自身的理性。
这一原则被康德总结为绝对命令：
“我的行动，应该确保我所依据的准则，能够同时成为一条普遍的法则。”
例如，当一个人急需用钱并考虑“撒谎借钱”时，他不应只考虑后果（如以后没人再借钱给他）。从道德上讲，他需要思考：如果“可以撒谎借钱”成为一条普遍法则，世界会怎样？结论是，在这种情况下，“承诺”本身将不复存在，因为无人会再相信任何承诺。因此，撒谎违背了绝对命令，是不道德的。
经久不衰的遗产
康德的哲学有两个目标：一是摧毁传统形而上学关于上帝、自由意志等问题的独断论；二是在理性和自由之上，为道德、政治和生活重建一个更坚实的基础。
在当代，康德的思想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 政治层面： 他的民主、世界主义和“永久和平”思想，是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和现代自由民主秩序的重要思想源头。在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抬头的今天，他的理念为我们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提供了理论武器。
- 科技层面： 人工智能的发展正深刻挑战着康德式的人文主义。如果机器能够思考，它们是否也拥有尊严和权利？或者，这是否意味着人类的思维也仅仅是一种复杂的生物机器？康德关于心智构建现实的理论，也启发我们思考人工智能是否可能栖居于一个我们无法理解的、由不同原则构建的现实之中。
尽管康德无法为我们今天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但他教会了我们如何提出最重要的问题，并挑战我们运用自己的理性去进行批判性审视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