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内容回顾了自1973年赎罪日战争以来巴以冲突的持续困境，指出以色列现任右翼政府的强硬政策正在加剧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并侵蚀以色列自身的民主根基。文章认为，持续的占领和种族隔离只会让以色列在国际上被孤立，并最终走向衰落。唯一的出路是放弃对抗，采纳一种联邦制方案，如“一块土地，为了所有人”计划，建立两个享有主权但共享机构和居住权的独立国家，从而实现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平等共存与持久和平。
持续半个世纪的僵局
自1973年赎罪日战争以来，几代以色列人都经历了战争的创伤，但和平的前景依然渺茫。尽管有过短暂的乐观时刻，但核心问题始终未解。无论是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和平计划，还是其他谈判，几十年来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问题的根源在于，以色列现行的政策并非为了解决冲突，而是试图“管理占领”。
“美国将建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对话，以商定一个和平与繁荣共存的政治前景。” 这句话自作者参军以来就一直是和平谈判的承诺，但至今一事无成。
强硬派政府的危险议程
以色列历史上最右翼的联合政府无意促成巴勒斯坦建国。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阻止这一可能性。他的执政伙伴们，如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和贝扎雷尔·斯莫特里奇，更是毫不掩饰地希望剥夺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并吞并约旦河西岸甚至加沙。
- 在加沙： 计划将巴勒斯坦人挤压到不足四分之一的领土上，其生存条件将介于贫民窟和监狱之间，以此“鼓励”他们离开。
- 在约旦河西岸： 计划加速正在进行的种族清洗。具体措施包括将农村人口迁往南部城市中心、拆除北部的难民营，并逐步将巴勒斯坦社区变成孤立的据点。
其最终目标是通过制造贫困、围困、恐吓和绝望，迫使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也放弃自己的家园。
以色列社会的内部侵蚀
长期的占领不仅伤害了巴勒斯坦人，也在深刻地改变以色列社会本身。
- 对巴勒斯坦人的非人化： 在以色列人的集体观念中，巴勒斯坦人逐渐“社会性死亡”，被视为只需控制和压迫的对象。民调显示，超过80%的以色列人对加沙的饥荒报道无动于衷。
- 法律上的不平等： 2018年通过的《民族国家法》将以色列定义为犹太人的历史家园，并授予他们唯一的民族自决权，这标志着一个彻底的种族隔离国家正在形成。
- 民主法治的倒退： 曾被视为法治最后堡垒的以色列总检察长和最高法院，如今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保持沉默，甚至纵容战争罪行。这使得他们未来也无法保护抗议政权的犹太公民。
- 人才流失： 弥赛亚式的言论、法治的侵蚀以及恶化的经济状况，已导致数千名年轻的专业人士及其家庭离开以色列。
孤立与衰落的未来
如果以色列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它将在国际社会中日益孤立。
- 失去盟友支持： 一个奉行种族隔离政策的以色列，将无法维持与美国和欧洲主要盟友的紧密关系。
- 失去侨民支持： 大约三分之二的美国犹太人认为以色列在加沙犯下了战争罪。以色列自称代表全球犹太人的说法，正受到越来越多海外犹太人的质疑。
- 战略价值下降： 一个内部动荡、极端主义盛行的以色列，对于任何理性的白宫决策者来说，其战略价值都会越来越低。
作为一个日益不稳定和衰弱的贱民国家，以色列可能会继续存在几十年。但它越弱，越极端，它作为任何理性参与者的战略资产的价值就越小。
唯一的出路：联邦制方案
压迫和种族主义只会催生更多的极端主义。真正的解决方案不是谁对这片土地拥有更大的权利，也不是追究谁犯下了更严重的暴行，而是设计一个能让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共同生存的计划。
一个名为“一块土地，为了所有人”（A Land for All）的蓝图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方向。该计划的核心是建立一个以色列-巴勒斯坦联邦。
- 基本框架： 在1967年边界基础上建立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国，两国遵循平等、自由和尊严的共同原则。
- 公民权与居住权分离： 以色列公民可以居住在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公民也可以居住在以色列，前提是遵守所在国的法律。
- 共享机构： 由于基础设施（如水电、通讯）紧密相连，联邦将设立共享资源的机制。
- 民族认同： 每个群体都拥有自己的民族认同，每个国家都可以在其境内实施各自的回归权。
要实现这一计划，需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的领导层都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哈马斯不再是可行的伙伴，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也因腐败而声名狼藉。然而，一旦创造了变革的政治空间，更务实的领导者就有可能出现。
正如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的名言：“心之所愿，无远弗届。”（If you will it, it will not remain a dream.）
虽然实现这一愿景困难重重，但维持现状只会让极端主义愈演愈烈。作者祈祷，有一天他的孙辈和巴勒斯坦朋友的孙辈，能够共同见证和平承诺的实现，让这个地区无休止的战争最终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