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科学正在重塑我们对战争的理解，其核心观点是：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武器和兵力，更关键在于人脑如何处理恐惧、压力和风险。从信息战、核威慑到人机协作，现代冲突的方方面面都与大脑的运作方式息e息相关。理解人类冲突的神经机制，包括集体记忆和认知偏差如何影响地缘政治，不仅有助于减少战争升级，也为促进和平提供了基于自我认知和智慧选择的新路径。
大脑：战争的核心武器
传统的战史分析侧重于外部条件，如武器、将军和补给线。然而，神经科学家尼古拉斯·赖特指出，内在条件——人脑的运作方式——才是决定性的。战争的胜负，归根结底要看人类如何应对恐惧、评估风险以及在生死关头做出决策。
“若不理解战争的核心武器——人脑，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一切。”
例如，1940年5月，德军在兵力和装备上都逊于法军，但他们凭借对人类心理的深刻理解，利用奇袭、创造力和意志力，以比敌人更快的决策速度赢得了胜利。
利用大脑规则制造战争迷雾
对战争的深刻见解，从古代的孙子到近代的克劳塞维茨，都离不开对人脑的洞察。克劳塞维茨曾著名地描述了“战争迷雾”。随着科学发展，人们开始应用对大脑感知系统的理解来主动增强这种“迷雾”。
- 大脑的运作模型： 我们的大脑使用内部模型来连接感官与行动。这意味着我们的感知并非完全客观，而是深受 期望 的控制。我们只能感知到现实的一部分。
- 利用期望进行欺骗： 正如1943年一本美军心理学手册所言：“利用他人的大脑，使用它自身的规则来欺骗它，让它感知到不真实的事物。”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利用大脑的期望一直是军事行动的核心目标。
脑科学在现代国防中的应用
根据在五角大楼的实际顾问经验，赖特列举了三个关键应用领域：
- 信息作战： 通过理解社交媒体上受众、信息和传播者的特征，可以更有效地影响人们，从而保护民众免受旨在制造不和的攻击。
- 核威慑： 核战略的本质是理解关键人物（如国家领导人）的大脑如何思考。因此，关于人类思维的认知洞察对于负责核规划的战略司令部至关重要。
- 人机协作： 即使拥有最顶尖的技术，如果不能与使用者（人类）良好协作，也无法取胜。有效的沟通需要同时理解人类和人工智能的运作方式。
“战斗意志”的神经基础
“战斗意志”并非纯粹的哲学概念，它植根于大脑的运作机制。
- 恐惧与风险评估： 自我保护 是生命的基本特征，但逃跑并非总是最佳生存策略。大脑中的 杏仁核 和 脑岛 等区域协同工作，帮助我们评估和管理风险。
- 社会纽带的力量： 脑岛的活动也解释了士兵为何能坚持战斗——他们与战友间存在强大的社会联系，不愿意抛弃或辜负彼此。
- 大脑如交响乐团： 大脑的运作需要“自下而上”的本能反应系统（如恐惧、饥饿）和“自上而下”的认知控制系统（如反思、控制）协同工作，两者缺一不可。
训练可以重塑大脑反应
战场上所需的关键素质，如恐惧管理和风险评估，是可以通过后天训练习得的。
例如，在跳伞训练中，士兵们在第一次跳伞时表现出剧烈的应激反应，但经过多次训练后，这种压力感会转变为兴奋感。
因此，训练比人员筛选更重要。它能帮助人们应对突发状况，避免出现像1940年法军那样的士气崩溃。
通过自我认知走向和平
人类的自我认知是不断累积的，这为我们避免战争提供了希望。简单的想法往往是错误或不完整的：
- 和平主义的局限： 完全不愿意自卫的和平主义，虽然目标是和平，但却没有实现和平的手段。
- 穷兵黩武的风险： 过分专注于建设强大军队或滥用武力，同样会带来巨大风险。
我们可以减少冲突和战争升级的可能性。为此，我们需要理解人类为何战斗、失败和胜利。智慧在于看到我们在世界中的全局，从而做出更好的选择。
权威主义与集体记忆
大脑的某些特性也解释了政治现象的根源。
- 对强力领导的偏好： 大多数社会性物种都会形成等级制度，因为这有助于减少内耗。强有力的领导能提升效率，但也为权威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 重塑集体记忆： 记忆并非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它为未来导航。当权者可以通过塑造社会叙事来改写集体记忆，这实际上是在重塑我们大脑中物理编码的记忆。例如，中国对二战的官方叙事在不同时期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些变化直接服务于当下的地缘政治目标。
重新思考威慑理论
地缘政治中的威慑理论常常假设人是理性行动者，但神经科学告诉我们，感知充满偏见，情绪可以压倒理性。因此，在思考核威慑等问题时，必须超越简单的理性假设。
我们必须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预测对方将如何行动，这样才能更好地与他们和平共处、威慑他们，或者在必须战斗时战胜他们。
这正是美国战略司令部对认知科学感兴趣的原因：他们需要影响他人的思维方式，无论是作为一个社会还是作为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