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体育正从传统的团队竞技转向个体化、数据驱动的耐力运动，这一转变不仅体现在跑步应用 Strava 的流行上，更反映了一种深刻的社会治理模式变迁。文章认为，这种趋势正将政治引向一种“Strava式”治理模型：它依赖数字身份和数据追踪，以跨国界、个体化的方式进行管理。虽然这种模式带来了效率，但也引发了对权力过度集中和隐私监控的深切担忧，并挑战了传统的国家认同感与集体归属感。
体育偏好的变迁
过去，中产阶级的体育活动是社会生活的缩影。19世纪的英国，团队运动的兴起反映了国家从混乱走向有序，并塑造了“团队”合作的国民精神。
如今的趋势却截然相反：
- 业余的橄榄球、足球和板球等团队运动正在衰落。
- 跑步、铁人三项等个人耐力运动日益流行，健身应用 Strava 的用户激增。
这种转变意味着，我们正在将体育和政治重新想象为一种个体与一个中心化、非物质的数字中介之间的关系，而非一个特定社群内部的互动。
数据驱动一切
在精英体育领域，真正的“比赛”似乎已不再是场上的对抗，而是对运动员数据的挖掘、分析和博弈。运动员的睡眠、战术和表现都被算法持续优化，他们完全生活在“算法之下”。
这种数据驱动的体验也吸引着业余爱好者。个人耐力运动的魅力之一在于，它让普通人也能像精英运动员一样，通过数据追踪和分析来“游戏化”和优化自己的表现。
在大规模应用下，数字治理可能会演变成令人警惕的权力集中。
我们似乎很久以前就接受了这种数字化的浮士德交易。为了换取可搜索的收件箱，我们允许谷歌扫描邮件；为了使用社交媒体，我们接受了个人行为被持续追踪的现实。这种持续的监控已经变得常态化，甚至在亲子关系中，追踪也被视为一种“关怀”而非监视。
“Strava式”的治理模式
体育的个体化和数据化趋势，也预示着一种新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更具跨国界、个体化和数据驱动的特点，就像 Strava 一样。
在一些人眼中，战后重建区（如乌克兰）成了这种网络化治理的试验场。托尼·布莱尔等政治人物极力倡导数字身份，并希望将其与人工智能、面部识别等技术结合。他们可能将加沙等地区的重建视为推广“数字优先”治理的绝佳机会。
这种模式的优点显而易见：
- 一名难民母亲可以通过手机验证身份，领取救济金，预约门诊，无需整日排队。
- 人工智能地图可以引导排雷队，帮助家庭安全返回家园。
体育团队 vs. Strava排行榜
这种高效治理的背后，是一种后国家时代的逻辑。当每个人都拥有一个独特的数字标识符后，他就变成了一个数据流中的独立单位，就像一名长跑者。这与传统的“体育团队”模式截然不同，后者将国家视为一个整体，其成员由共同精神、地理位置和文化特征连接在一起。
Strava模式则将治理对象视为一群高度流动的个体，他们可以来自任何地方，其身份由数字档案定义。这种设计天然地削弱了集体精神（esprit de corps），因为它本质上是跨国界的。
这引发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 信任问题：你是否相信当权者会善意地使用这种权力？将一个人从银行系统中剔除，远比将其从 Strava 中移除要严重得多。
- 身份认同问题：我们是一个“体育团队”，还是一个“Strava排行榜”？这是当代政治中最根本的分歧之一。
我们或许已经没有太多选择。当我们开始使用Gmail、智能手环，并习惯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运动轨迹时，这个决定可能就已经做出了。现在想回头，或许为时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