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创伤文学”背后的谎言

这篇内容探讨了当代创伤回忆录中普遍存在的虚假叙事问题。通过一位学生抄袭同学创伤经历的事件，以及 Amy Griffin 的《The Tell》和 Elizabeth Gilbert 的《All The Way to the River》等备受争议的作品，揭示了一种迎合市场的“简单救赎叙事”模式。这种模式追求作者的“可喜爱性”，通过夸大受害者身份来规避复杂的自我反省和责任。最终，文章呼吁回忆录写作应回归其初衷——成为一种深入挖掘个人复杂、甚至令人不适的真实内在的艺术形式，而不是为了迎合读者和市场而编造简单的故事。

一个令人不安的开端

作为一名长期的回忆录写作教师，我注意到一种趋势。几年前，我的一名学生 F. 在缺席很久后，交给我一篇关于她童年创伤的文章。文章描述了她如何被冷漠的成年人胁迫，与熟人发生性行为。故事细节丰富，情节扣人心弦。

但我完全不相信。最多，我认为它有 2% 的可能性是真的。

原因很简单：我以前读过这个故事。一两年前，在 F. 也参加的一个写作工作坊里，另一位学生写下了几乎完全相同的童年受害经历。F. 只是挪用了她同学的故事，一个她明知我读过的故事，并声称是自己的亲身经历。这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她要这么做？她难道真的相信自己编造的版本是真实的吗？

市场化的创伤叙事

F. 的故事让我想起了最近围绕 Amy Griffin 的回忆录 《The Tell》 展开的丑闻。这本书讲述了作者据称在中学时遭受老师性侵的经历，出版后不久就被揭露可能并非事实。

真正的丑闻是……在 Griffin 出版这本注定要被揭穿的回忆录之前，没有人帮助她探究故事的真相。

在从业的 25 年里，我读过无数关于性侵和虐待的自传式叙述。忏悔式回忆录本应是一种神圣的艺术，充满了坦诚和脆弱。然而，如今的市场趋势已经背叛了回忆录的初衷。

• Elizabeth Gilbert 的失败之作：在她的新书《All The Way to the River》中，Gilbert 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性与爱的成瘾者，以此来构建受害者叙事。她描述了自己帮助身患绝症的朋友吸毒，甚至计划谋杀她，但全书几乎没有任何深刻的自省或责任感。
• Amy Griffin 的简单答案：Griffin 在接受 MDMA 辅助治疗时“恢复”了被压抑的记忆。对她而言，这段记忆解释了她生活中所有不如意的地方。这提供了一个简单的答案，让她不必面对更复杂的内心矛盾。

回避真正的工作：“探究真相”意味着什么

在写作工作坊中，我们常说要“顺着线索往下挖”，去探究故事的真相。我曾有个学生，她一直认为自己是个糟糕的女儿，不断让母亲失望。她酗酒、吸毒，用恶劣的态度回应母亲的关心。

但故事的表象之下另有隐情。经过引导，我们发现，她父亲的毒瘾曾给家庭带来巨大破坏，而她的母亲却选择了视而不见——就像现在对她女儿的自我毁灭行为一样。

故事的真相是：她不是一个坏女儿，而是被父母严重辜负的孩子。现在，她必须面对一个复杂的事实：她爱着父母，同时也要承认他们曾深深地伤害了她。这才是故事的真相，但直面它需要艰苦、不愉快的工作。我们之所以会构建更容易接受的叙事，正是为了回避这种痛苦。

“简单救贖回忆录”的兴起

市场对故事的需求催生了一种我称之为 “简单救赎回忆录” 的体裁。这类书的特点是：

• 作者经历了极其悲惨的事件。
• 这种悲惨经历让她之后犯下的任何错误都显得情有可原。
• 这确保了作者的“可喜爱性”，让读者可以在一个清晰的道德框架内，享受戏剧性的故事。

这种模式极具诱惑力。作者不仅能因其经历获得毫无疑问的同情，还能因其成功获得社会的赞誉。无论是 Gilbert 还是 Griffin，她们都选择了这种模式，因为它更容易被接受，也更容易畅销。她们都回避了自我审视和诚实写作的艰辛。

回忆录的真正使命

正如詹姆斯·鲍德温所说：“对我而言，写非虚构作品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找出我不想知道的东西。”

一本好的回忆录是一场 挖掘，一个将所有你不想知道的事情拼凑起来的过程。它不遵循简单的“连点成线”情节，也不能保证作者会讨人喜欢，更不一定符合畅销书的模式。

回想我的学生 F.，我当时没有当面戳穿她。我不想让她本已艰难的处境雪上加霜。但现在我时常反思，我是不是应该更用力地推她一把，让她去探究自己的真相。F. 没有探究真相——这既是对作者自己的背叛，也是对读者的背叛。而整个回忆录体裁，都需要从这种背叛中恢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