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内容记录了一位中国新闻专业学生的个人历程与理想坚守。从童年时期受家庭熏陶萌生新闻理想，到亲身见证中国新闻业“黄金十年”的辉煌与随后的衰落，作者描绘了在审查压力、媒体关停和报道受限的现实困境中的挣扎。最终，为了继续追求真相，作者选择离开故土，但依然表达了对新闻自由的渴望、对理想的执着，并呼吁铭记那些为真相付出代价的人，期待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理想的萌芽：油墨、书本与迁徙的童年
我相信如果没有爱，人是无法生存的。尤其是在糟糕和贫瘠的环境里，新闻理想能帮助记者在困境中挣扎着活下来。尽管在这个时代，不相信理想的人似乎比相信的人更多，但我知道自己为何还在这里。
我童年的记忆与新闻紧密相连：
- 母亲的报纸： 她曾梦想成为记者，每天读报并向我讲述新闻。这些关乎活生生的人的故事，让我初次感受到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 父亲的书籍： 他从不解释，只是默默地给我带来历史、哲学、文学等各类“闲书”，培养了我的阅读习惯。
- 漂泊的成长： 作为“无陪护儿童”，我穿梭于不同城市，学会了独立与告别。每到一个新城市，我都会收集当地报纸，如《南方都市报》、《新民晚报》等，这让我认识到一个比教科书更复杂、更真实的中国。
十三岁那年，当老师发现我在看《南方週末》时，我认真地告诉她：“看得懂。”
黄金十年：见证辉煌与落幕
许多人将 2003 年到 2013 年称为中国新闻业的“黄金十年”。那是一个记者们还相信专业主义能够带来改变的时代。
- 《南方週末》的新年献词是那个时代的精神标志。
- 《南方都市报》敢于质问权力。
- 《财经》杂志深挖资本黑幕。
- 《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关注底层命运。
这些深度报道是我的启蒙读物，教会我什么是事实、真相和记者的职责。
然而，这个时代终将落幕。2013 年 1 月，《南方週末》新年献词被篡改事件成为一个转折点。当时我十五岁，在广州，父亲支持我前往报社门口献花。
父亲没有阻止我，只是说：“去吧。”，他陪我一起买了一束花，说：“帮我也献上一束。”
报社门口聚集了许多自发前来的人们，大家默默献花，表达对真相的渴求。那是我第一次亲身在场，与历史交锋。此后，无论是上海静安大火还是郑州水灾，民众以献花表达哀悼与不满的场景反复出现，而媒体上却只剩下官方通稿。
我们每个人都在承擔媒體失聲的代價，只是许多人还沒有意識到这一点。
初次交锋：天津爆炸事故调查与被没收的真相
进入大学学习媒体专业是自然而然的选择。我已准备好接受不耀眼的生活和为说真话而受惩罚的可能。
大二那年，我和同学选择调查 2015 年天津港爆炸事故中牺牲的消防员家属。在天津，我们采访了一位牺牲消防员的母亲，她的头发在四十多岁的年纪就已全白。当被问及有什么想说的话时，她沉默了许久。
她说：“我不能说，因为我的孩子是这个国家的英雄。”
那一刻，我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悲哀——连为亲人发声的权利都被剥夺的绝望。
采访结束后，我们被举报“擅自进行敏感採访”，所有素材和设备被要求上交并当面格式化。幸运的是，我们有备份云端素材的习惯，在设备被收走前，我们拼命抢救回了大部分视频。
指导老师在最后一堂课上对我们说：
“至少要说真话，至少要做真实的事。即使没有人看到，即使没有任何效果，也要坚持做。因为如果我们不做，就没有人做了。”
那个夏天，我们制作了一本剪报册，记录下这段经历。它至今仍提醒着我，来到这里读书，就是为了可以更好地做一个说真话的人。
短暂的职业生涯：疫情报道与媒体的消亡
毕业后，我成为一名职业记者。2020 年初新冠疫情爆发，我和团队做了大量关于武汉的深度报道。然而，稿件有的被删除，有的无法发表。
同年 9 月，我们所在的媒体因“违规报道疫情相关内容”被关停。失业后，我靠自由撰稿维生，继续在境外平台或个人博客上书写关于审查、言论自由和被遗忘的历史。
朋友曾问我坚持的动力是什么，我想了想说：
“你知道吧，我现在还不想把世界交到坏蛋手里，我不写，那坏人肯定就要用他们的方式写了，这是我不想的，我不想让这些都消失。”
三年过去，许多失去的东西再也无法挽回。教科书上关于伽利略之死的那句“没有学术的民主和思想的自由，科学就不能繁荣”，如今也已被删除。
理想的代价：在困窘与痛苦中坚守
如今，在中国做一名调查记者变得越来越困难。许多朋友离开了这个行业，因为理想主义无法完全支撑生活。能够坚持下来的人，要么有家庭支持，要么有其他收入来源，要么就像我一样，苟且地活着。
尽管如此，我依然无法对人性失望。这些年，我见过太多在灾难中闪耀的善意、勇气与牺牲。我恨的不是具体的人，而是那个滋生恶意的社会。
有人对我说：“如果把人类想得太好，你会很失望的。” 可是我做不到不这样想。经历再多的事情，我仍然无法对人性失望。
离开与继续：在远方守护记忆
最终，我选择离开那片土地，去一个还能自由呼吸的地方继续我想做的事。离开前，我将十年来记录的一切都备份在多个硬盘和云端，害怕它们像许多其他事物一样消失。
我的新生活在哥本哈根开始，平静而规律，没有审查和恐惧。但我知道，离开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选择研究调查性新闻，探索在一个威权国家，我们如何在审查制度下寻找真相。
西方学者的分析理性而客观，但总觉得缺少了什么。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真實的恐懼——当你写下一句话时，不知道它会不会成为你被喝茶的理由；当你的媒体会不会第二天就被关停。
我想把这些故事写下来，因为在 21 世纪的中国，曾经有一群人，为了新闻理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理想并非虚无的口号，它存在于每一次采访、每一次编辑和每一次不放弃的坚持中。
给未来的信
亲爱的你： 我希望你知道，中国新闻业曾有过一个短暂繁荣的“黄金十年”。 我希望你知道，在那之后，仍有许多人在越来越狭窄的空间里坚持寻找真相，他们的媒体被关停，文章被删除，但他们没有放弃。 我希望你知道，那些牺牲不是白费的，它们都会成为历史的见证。 我希望你知道，我们曾经那么深爱这片土地，正因为爱得深沉，所以才不能沉默。
这封信不是告别，而是传承。我祝福你生活在一个可以自由说话的时代，一个新闻理想不再被嘲笑的时代。
最后，我祝福我自己，愿我永远记得那个十九岁的夏天，记得那句“至少要说真话”，记得我在你面前说过的理想。
我不会忘记我說過的理想。那些理想没有消失，它们只是暫時隱藏起來，像種子埋在冬天的雪下，等待春天的到來。
而我会一直等待。一直记录。一直书写。直到春天真正到来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