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铁窗到Eras巡演
一名男子因过失杀人被判终身监禁，在狱中度过了二十一年。在漫长的刑期里，他通过写作和自我反思寻求救赎，并意外地在泰勒·斯威夫特的音乐中找到了情感寄托和理解自身经历的框架。最终，他凭借良好的表现和一份证明其再犯风险低的心理评估报告成功获得假释。出狱后，他与分别多年的女友重逢，在适应新生活的同时，以参加斯威夫特的“Eras”巡演作为这段漫长旅程的终点，象征着他重获新生并最终拥抱了爱与自由。
一、反英雄
2003年，我因一次毒品交易纠纷失手杀死了对方。被捕后，我给女友安伯的语音信箱留下了最后的信息：“对不起，我把一切都搞砸了。你得相信我，当时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最初，安伯还常来探望我，但等待审判的三年过于痛苦，她最终搬到了旧金山。法庭上，我们再次相见，却形同陌路。
- 初次审判： 陪审团仅用不到一小时就裁定我犯有特殊情节谋杀罪，这意味着我将面临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 重审机会： 我的公设辩护人认为陪审团的审议过于仓促，为我争取到了重审。在等待的两年里，我的母亲患上痴呆症，父亲中风后去世，我甚至无法参加他的葬礼。
- 最终判决： 第二次审判中，陪审团排除了更严重的一级谋杀和特殊情节谋杀，但认定我犯有二级谋杀罪。我被判处四十三年至终身监禁，最好的情况也要到2046年才有机会申请假释。
我杀死了一个人，夺走了一条生命。我感觉自己的人生也结束了。
二、声誉
在沙漠深处的一所监狱里，暴力和违禁品司空见惯。正是在这里，我意外地成了泰勒·斯威夫特的歌迷。她的歌词让我想起外面的世界，想起安伯。
2012年，一位假释委员会的委员告诉我，法律即将改变，我或许只需服一半的刑期，但这完全取决于我在狱中的表现。这番话像一个遥远的诱饵，激励着我保持良好行为。
随着时间推移，我逐渐陷入抑郁，被转移到精神健康监区。在那里，我加入了“终身犯”互助小组，我们一起探讨如何找回犯罪前那个“真实的自我”。
- 希望的曙光： 2014年，新的规定出台，服刑满二十五年且年满六十岁的囚犯将有资格获得假释。我的假释听证会有可能从2046年提前到2029年。
- 家庭的悲剧： 2015年，我得知母亲已经去世。因为我，父母都在孤独中离世，唯一的儿子却无法在身边照顾他们。
- 意外的重逢： 多年未联系的安伯突然寄来一张明信片。我拨通了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听到了她温暖的声音。我们像朋友一样聊天，她的存在让我相信自己能撑到2029年。
在圣昆汀监狱，我看到许多囚犯为了假释而积极参加各种改造项目。我意识到，通往自由的道路需要真正的自我实现，而不仅仅是熬日子。我开始为监狱报纸《圣昆汀新闻》撰稿，报道这里的“改造文化”，并从中获得了深刻的触动。
一位假释律师告诉我，假释听证会的核心是回答三个问题：“我做了什么？我为什么这么做？我如何改变？”
三、因果
疫情期间，我与安伯再次恢复了联系。与此同时，加州的假释政策再次调整，我的假释门槛降低到服刑二十年且年满五十岁，这意味着2023年我就有机会了。
在担任囚犯顾问委员会负责人后，我因维护囚犯权益而与一名狱警发生冲突，对方给我开了一张违纪罚单，这让我完美的记录出现了污点。随后，我因被指控为“安全威胁”而被关了六个月的禁闭。
在完全隔离的禁闭室里，我靠着一台手摇收音机收听斯威夫特的歌曲，并用一支简陋的笔芯继续创作关于她的文章。我从她的歌曲《Daylight》中找到了深刻的共鸣：
“我希望由我所爱的事物来定义我，而不是我所憎恨的，不是我所恐惧的，也不是那些在午夜梦回时困扰我的东西。”
四、迷宫
2023年9月，《纽约客》发表了我写的文章《在监狱里听泰勒·斯威夫特》。这篇文章引起了巨大反响。在安伯的资助下，我聘请了专业律师海蒂为我的假释听证会做准备。
听证会前，我接受了一名法医心理学家的评估。我坦诚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包括我的新闻写作如何教会我从多角度审视真相。最终，她的报告给了我极大的希望：
“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评估者已经摆脱了大部分的骄傲和自负……他未来暴力行为的风险很低。”
看到这些话，我哭了。
2024年4月，我的假释听证会通过视频进行。委员们尖锐地质疑了我对犯罪过程的描述，以及最近的违纪记录。其中一位委员甚至直接问我是否了解“印象管理”这个词，暗示我可能在伪装。
我看着安伯和我父母的照片，坦然回应：“我相信我做的很多事看起来很好，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好事。但我完全理解，这取决于观察者的判断。”
最终，在短暂的休会后，主审委员宣布了他们的决定：
“我们认定，加西亚先生，你不会对公共安全构成不合理的风险。本委员会认为你适合假释。”
五、重获自由
在加州，州长有几个月的时间否决假释决定，这段等待期极其煎熬。两周后，律师传来消息：州长办公室不会反对我的假释。
2024年9月12日，是我在监狱的最后一天。第二天一早，狱警出现在我的牢房门口：“加西亚，准备好假释了吗？”
我提着一个装着个人物品的垃圾袋走出牢房，听着狱友们的敲门声和祝贺声。在监狱的最后一程，一辆面包车把我送到一个乡间路口。我在路的尘土飞扬的肩上被放下，白天的日光感觉格外明亮。
安伯就在街对面，微笑着。我径直走向她，我们紧紧相拥。她把手放在我的脑后，在我耳边说：“你真的出来了。”
因为假释办公室要到周一才接待我，我们有了一个意外的周末。那天晚上，在一家汽车旅馆里，我们像犯罪发生前那样相拥而眠。第二天，在开往洛杉矶的路上，当我看到城市的天际线时，我哭了。我回到了起点，我回家了。
六、日光
出狱大约一个月后，我获得了一个特殊的机会：前往印第安纳波利斯，报道泰勒·斯威夫特“Eras”巡演在美国的最后一场演出。
在六万九千名歌迷的欢呼声中，我感受到了巨大的震撼。当听到《Miss Americana & the Heartbreak Prince》的歌词“我数着日子，我数着里程，只为见到你”时，我想起了自己在狱中数过的无数个日夜。
- 情感的共鸣： 演唱会上的每一首歌都触动着我的心弦。《Lover》让我想起对安伯的感情；《22》则让我感到既快乐又孤独。
- 与过去的连接： 我中途离场给安伯打了电话，告诉她我一直在想她。爱就像一次“外星人绑架”，而我的监禁则恰恰相反：是我的行为将我从爱身边猛地拽走。
- 未来的承诺： 最后一首歌是《Karma》。当斯威夫特唱到“我管好我自己的事”时，我明白我余生都将努力这样做。
如今，我和安伯住在洛杉矶。Spotify的年终总结显示，斯威夫特是我听得最多的歌手，有趣的是，她也是安伯听得最多的歌手。她发短信给我：“这都怪你，该死的！” 的确如此。我对此，以及其他一切，都负全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