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探讨了美国宪法修正过程的僵化问题。由于修宪的门槛极高，加上严重的政治两极分化，通过正式修正案来更新国家治理框架已变得几乎不可能。其结果是，政治变革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和行政命令，这削弱了民主参与。这种对宪法的“神圣”崇拜与公众对其内容的普遍无知形成鲜明对比，最终导致了一个危险的局面：和平改革的渠道被堵塞，社会动荡和叛乱的风险反而比通过和平方式修正宪法更高。
修宪的困境
托马斯·杰斐逊曾警告，不应将宪法视为“不可触碰的圣物”。国父们预见到国家需要与时俱进，因此在宪法第五条中内置了修正条款。然而，这一条款设定的门槛极其严苛：
- 需要国会参众两院 三分之二 的多数票。
- 需要 四分之三 的州立法机构批准。
历史学家吉尔·勒波尔指出，在当今的政治环境下，这种“双重超级多数”的要求几乎无法满足。其直接后果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几乎没有通过任何实质性的宪法修正案。
司法与修正的循环
勒波尔认为，美国历史呈现出一种在 宪法修正 与 司法能动主义 之间交替的模式。
- 当修正案难以通过时： 政客们转而依赖最高法院，通过其裁决来变相“修改”宪法。
- 当公众对法院权力过大感到不满时： 人们又会重新呼吁通过传统的修正案来限制法院。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修正案的“干旱期”。造成这次干旱最明显的原因是两极分化。
富兰克林·罗斯福（FDR）总统时期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他发现通过修正案来推行“新政”改革耗时过长且阻力巨大，于是选择通过影响最高法院来达到目的。此后，自由派和保守派都相继采纳了这一策略，试图通过控制法院来实现自己的政治议程。
对宪法的崇拜与无知
对宪法的神化并非自古以来就有，而是一种相对现代的现象，大约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国家安全、忠诚宣誓以及对新移民的宪法教育需求有关。
然而，这种崇拜文化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矛盾。
人们似乎完全忠于一份他们中很少有人亲自读过的文件。这种崇拜文化与对文件及其含义的严重不熟悉并存。
詹姆斯·麦迪逊曾预见到这种危险：随着时间的推移，宪法越古老，就越容易被神化，其制定者的形象也会被不切实际地拔高。这种非理性的崇拜，正是革命者们所担心的。
修正、动荡与未来
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宪法修正案都是在国家经历巨大动荡之后通过的，例如内战和世界大战。那么，当前的政治不稳定是否会催生新的修正案？
勒波尔对此持悲观态度。她认为，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下，和平的公民议事能力已经降至低点。
- 修正宪法需要一个功能正常的国会，而现在的国会显然不具备这一条件。
- 召开制宪会议需要公民能够和平审议，但如今连学校董事会的会议都可能爆发暴力威胁。
宪法修正机制的初衷是为了 防止叛乱，为社会提供一个和平变革的渠道。如果这个渠道被堵死，唯一的替代方案就是暴力反抗。
在目前这个节点，持续的叛乱比和平的制宪会议或成功的修正案更有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