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必须行动

哈罗德·罗森伯格与汉娜·阿伦特共同探讨了“行动”在艺术与政治中的核心意义，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官僚体制、市场和意识形态如何压制和扭曲了个体真实的行动潜力。罗森伯格认为，战后美国抽象艺术家的创作不再是为了制造美或推进艺术史，而是一种在道德与政治双重枯竭的世界里进行的“行动”或“个人反抗”。他警惕艺术市场和专家体制将这种反抗异化为商品和学术标签。最终，他的思想与阿伦特的政治理论相呼应，共同强调了在丧失信仰的时代，通过真诚的个人判断和风格参与公共生活，以抵抗普遍的冷漠与虚伪。

现代社会的行动困境

公众对政治家、专家和媒体已失去信任。在一个被庞大官僚机构、资本市场和僵化意识形态所充斥的世界里，人们感到迷失方向，难以辨别真相或找到真实的自我角色。哈罗德·罗森伯格和汉娜·阿伦特认为，这些力量将我们采取真正行动的潜力，引向了不假思索的顺从或妄想式的作秀。

• 虚假身份的替代： 极端意识形态通过提供虚幻的集体身份和叙事，来替代真实的行动和自我。
• 自由主义的困境： 罗森伯格警告，那些自认为思想独立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也容易陷入另一种形式的自满和盲从，他们所谓的批判只是一个小圈子里的身份认同，而非真正的行动。

迷茫的人们感觉现代社会出了严重问题，但又无法解释处境或找到出路，于是便在想象的戏剧中扮演起各种奇特的身份。

艺术作为行动，而非美学

罗森伯格在 1952 年的文章《美国行动画家》中提出，对于威廉·德·库宁和杰克逊·波洛克等艺术家而言，画布成了一个“行动的舞台”。

• 行动取代创作： 这些艺术家不再追求制造一件传统的艺术品，而是将绘画过程本身视为一种行动。他们的目标不是再现或表达，而是通过创作行为本身来体验和存在。
• 打破艺术与生活的界限： 罗森伯格宣称：“新的绘画已经打破了艺术与生活之间的一切区别。”
• 评判行动而非作品： 因此，批评家的任务不是用美学标准去评判作品的好坏，或是将其置于艺术史的脉络中，而是去判断艺术家行动的意义，以及它如何揭示了一种生活。

从政治幻灭到艺术行动

罗森伯格的思想植根于他对 20 世纪 30 年代政治运动的幻灭。他曾对苏联和社会主义抱有希望，但苏联的大清洗及其与纳粹的协议让他彻底失望。

• 左翼政治的僵化： 他发现，无论是斯大林主义启发的艺术，还是美国公共事业振兴署（WPA）资助的艺术，都显得平庸、教条且缺乏活力。
• 寻找新出路： 政治上的死胡同，促使他和他的艺术家朋友们（如巴尼特·纽曼）开始寻找新的表达方式。抽象艺术正是在这种对现有政治和美学模式失去信心的背景下出现的，它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性的回应。

警惕“品味官僚”与艺术市场

罗森伯格对“行动绘画”并非无条件赞美，他最大的担忧是这种个人反抗会被迅速收编。

他警告说，这种对小规模象征性反抗的强调，有可能会退化为一场“宗教运动”，一个由专家组成的“祭司阶层”崇拜着著名的个性和物品。

他敏锐地预见到，一个不断增长的艺术市场和机构化的“品味官僚”，会将抽象艺术的革命潜力消解掉。艺术家“孤胆英雄”的神话，很可能不是真正的抵抗资源，而是一个让艺术家被体制同化的诱饵。

• 安迪·沃霍尔的例子： 在罗森伯格看来，沃霍尔的成功印证了他最坏的预言。艺术家的个人形象塑造不再是艰难的自由行动，而变成了一种媒体公关和“资本积累”的技巧。
• 索尔·斯坦伯格的例子： 相反，他赞扬斯坦伯格在《纽约客》这样的主流刊物中，以自己的方式探索“风格”本身，试图从内部开辟实验的道路。

在谎言时代，风格就是抵抗

越战和水门事件加剧了罗森伯格对系统性欺骗的担忧。当政府、媒体和专家合谋制造谎言时，公众除了陷入玩世不恭的冷漠之外，似乎别无选择。

罗森伯格认为，在这种人人都不再相信真理的氛围中，知识分子的行动方式必须改变。

• 放弃专家面具： 知识分子不应再扮演掌握客观事实的专家，因为这个角色已经信誉扫地。
• 用个人风格说话： 唯一有效的行动，是以一种引人注目的个人“风格”，带着诚实的厌恶和愤怒，去表达对所见所闻的直接反应。
• 成为“家庭餐桌谈话的参与者”： 知识分子应该像家人一样坦率地谈论我们共同看到和感受到的事情，而不是进行冷漠的分析或批判。

与阿伦特的思想交汇

罗森伯格对“行动”的强调，深刻影响了他的朋友汉娜·阿伦特。阿伦特在其著作《人的境况》中，将“行动”的概念引入政治哲学，认为政治生活的核心是通过行动来展示自我，这既非劳动，也非例行公事。

他们共同的洞见在于：在一个官僚化和娱乐化的社会里，真正的行动机会正在被侵蚀。知识分子的任务，不再是置身事外地批判大众文化，而是在其中运用“品味”和“判断力”，以身作则地实践一种深思熟虑的公共生活。他们两人最大的贡献，或许正是在所有旧标准和政治信仰都摇摇欲坠时，仍然坚持进行真诚判断的榜样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