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得益于一个由工程师主导的治理模式，该模式推动了惊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扩张。这与美国由律师主导的社会形成鲜明对比，后者的法律主义文化倾向于阻碍创新，导致了所谓的“巨大停滞”。尽管美国试图通过技术出口管制等法律手段遏制中国，但这反而意外地加速了中国的技术自主进程。然而，工程师治国也带来了严重的弊端，如“一孩政策”和“清零”等僵化且不人道的政策。最终，美国仍有潜力通过调整其精英结构来恢复竞争力，而欧洲则可能在中美两强的竞争中被边缘化。
两种模式：工程师 vs. 律师
中美两国在务实主义和对技术的迷恋上有相似之处，但一个关键差异决定了它们不同的发展轨迹：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工程师主导，而华盛顿则是律师的天下。这种精英结构的不同，深刻影响了两国的建设速度、创新文化和国际策略。
中国的工程师思维体现在其惊人的建设成就上：
- 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修建的公路里程相当于两个美国高速公路系统。
- 其高铁网络规模是日本的20倍。
- 上海在十年间增加的地铁轨道里程，相当于整个纽约市的地铁系统。
“如果我的父母留在了昆明，他们会感觉大约每七年就生活在一个新城市里——这就是经济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
美国的“律师社会”与停滞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美国律师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翻了一番。这一时期恰逢美国生产力开始侵蚀的“巨大停滞”阶段。一个由律师主导的社会擅长于阻碍和设限，形成了一种“否决政治”（vetocracy），使得任何新项目都难以推进。
这种思维模式也体现在其对华政策上。美国并非通过产业竞争，而是通过一系列法律主义手段来应对中国的技术崛起，例如：
- 征收关税
- 实施出口管制
- 设置投资限制
这种做法的最终效果适得其反，反而促使中国企业下定决心实现技术自给自足，以摆脱对美国供应商的依赖。
工程师治国的双刃剑
虽然工程师治国带来了高效的建设能力，但其“字面化思维”也导致了灾难性的政策失误。这种模式将复杂社会问题简化为可以精确控制的工程项目，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一孩政策和清零政策是一个工程师治国所能预料到的结果。当他们允许一位导弹科学家帮助设计人口政策，并下令大规模堕胎时，工程师们表现得非常刻板。当他们为了阻止病毒传播而禁止人们离开家时，也同样如此。”
这种僵化的治理方式虽然在海外表现得较为克制，但其主要代价由本国人民承担。
内部的裂痕与未来的展望
尽管中国在工业和技术上势不可挡，但其内部也出现了裂痕。“润学”（rùn）现象的兴起，即人们选择离开中国，是社会不满的明显信号。感到不满的群体主要包括：
- 富裕阶层： 他们的生意和资产因政策的不确定性而受损。
- 创意人士： 他们的艺术或新闻事业受到审查制度的扼杀。
- 普通民众：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穿越数千公里，从美墨边境进入美国，寻求新的机会。
尽管如此，作者对美国的未来仍持乐观态度，认为美国有能力进行自我调整，例如国会中律师的比例已在稳步下降。相比之下，欧洲的前景则不那么明朗。
“一方面，我看到中国将使德国去工业化……另一方面，我预计美国在金融、服务和科技领域的公司也将胜过其欧洲同行。”
在战争中，硬件比软件更重要。美国的造船业已经严重萎缩，而中国的工业产能预计在五年内将占全球的45%。这种制造业实力的差距，是美国在未来竞争中必须正视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