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法院正在审理一起关于科罗拉多州禁止对未成年人进行“转化疗法”的案件。此次辩论的核心是言论自由与州政府监管医疗行为权力之间的冲突。部分大法官对医疗界的专业共识表示怀疑，认为其可能出错或被政治化，而另一方则承认专业标准对于防止有害医疗建议至关重要。法院最终的判决不仅可能推翻该禁令，更有可能深远地影响各州监管医疗专业人员言论的权力范围，决定了未来医生或治疗师提供危险建议时，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干预。
言论自由与专业监管的冲突
案件的核心在于两种关于第一修正案的对立理论。
治疗师一方认为： 谈话治疗就是“谈话”，属于言论，应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因此，州政府不能禁止治疗师与患者探讨改变其性别认同的可能性。
科罗拉多州一方认为： 州政府一直有权监管持牌专业人士提供的建议，以确保其行为符合行业公认的护理标准。这就像律师不能建议客户抢银行一样，即使这仅仅是“言论”。
科罗拉多州提出，只要专业人士的行为符合行业内的公认标准，其言论就应受到保护。反之，则可以进行监管。
“每一个主流的医疗、精神病学、心理学和专业心理健康组织都反对使用转化疗法。”
根据这一标准，由于整个医疗界都认为转化疗法有害，禁止它是合法的。然而，法庭上的六名共和党大法官似乎无人接受这一论点。
对医学权威的质疑
辩论中，一些大法官对“医学专业知识”本身是否可靠提出了根本性质疑。
塞缪尔·阿利托大法官： 他将这项禁令与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基于当时“科学共识”的强制绝育法相提并论，以此质疑医学共识是否可能被“政治化”。
尼尔·戈萨奇大法官： 他提出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在 1970 年代，同性恋曾被精神卫生专业视为一种疾病。按照科罗拉多州的逻辑，那时的州政府是否也可以合法地禁止治疗师肯定同性恋患者的性取向？
科罗拉多州的总检察长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实如此。这揭示了一个难题：依赖专家共识，就意味着当专家犯错时，法律也会随之犯错。但替代方案是什么？难道要依赖那些完全不懂的人吗？
尽管专家并非百分之百正确，但他们正确的概率远高于外行。精神卫生专业在几十年前就纠正了对同性恋的错误看法，这本身也证明了专业领域的自我修正能力。
可能的折衷方案：区分“事前禁止”与“事后追责”
一些大法官试图寻找一个中间地带，即区分“事先约束”和“事后追责”。
医疗事故诉讼 (事后追责): 通常发生在医生或治疗师给出了不当建议并造成伤害之后，允许受害者起诉并获得赔偿。
科罗拉多州法律 (事前禁止): 被一些大法官视为一种“事先约束”，即在言论发生之前就予以禁止，这在言论自由的法律中通常受到最严格的审视。
因此，法院可能做出一个相对狭窄的裁决：推翻对“转化疗法”的直接禁令，但仍然允许因此受到伤害的患者通过医疗事故诉讼来起诉他们的治疗师。
判决的两种可能路径
辩论还涉及一个程序性问题：是立即推翻法律，还是给下级法院另一次审查的机会。
立即推翻： 大多数保守派大法官似乎倾向于直接裁定该法律违宪，因为它未能通过“严格审查”（一项极难满足的法律测试）。
发回重审： 少数大法官（如巴雷特）认为，应将案件发回下级法院，让科罗拉多州有机会在“严格审查”的新标准下，提供更多经验性研究和证据来为法律辩护。
尽管“转化疗法”禁令几乎注定要被推翻，但此案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法院的最终判决将在多大程度上削弱州政府监管所有医疗领域危险言论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