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部岂是轻易撼动

前总统特朗普政府正利用司法部打击政治对手，以针对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的起诉案为典型例证。尽管此案被法律专家普遍认为证据薄弱且出于政治动机，但它暴露了司法独立性面临的严重威胁。虽然司法体系内部存在如大陪审团等制衡力量，能够提供一定程度的抵抗，但这种政治干预的真正终结，将最终依赖于强大的公民社会反抗以及国会运用其监督和拨款权力进行有效制衡。

一场出于个人仇恨的起诉

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因被指控向国会作伪证而面临起诉，但此案从一开始就疑点重重。法律专家认为，这起诉讼并非基于确凿的法律依据，而是源于特朗普的个人好恶。

• 动机可疑： 案件完全源于 特朗普的个人仇恨，而非正当的法律程序。将司法部用于报复总统的个人恩怨，是一种对权力的滥用。
• 政治武器： 这起诉讼是利用司法系统 惩罚政治敌人 的明显案例。特朗普威胁要追查的其他目标，如亚当·希夫（Adam Schiff）和莱蒂西亚·詹姆斯（Letitia James），也都是他的政治对手。
• 证据薄弱： 案件本身 缺乏可信的依据。最初的三项指控中有一项被大陪审团驳回，前任检察官甚至宁愿辞职也拒绝提起诉讼。

特朗普曾公开表示，他并不在乎案件本身是否有理据。这种言论与我们所期望的总统与司法部之间的正常关系背道而驰。

负责此案的检察官林赛·哈利根（Lindsey Halligan）由特朗普仓促任命，她本人没有任何刑事诉讼经验，这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此案公正性的怀疑。

司法系统内部的意外抵抗

尽管总统试图将司法部工具化，但系统内部仍然存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制衡力量，这些力量在过去几乎被人们忽略。

• 大陪审团的否决权： 传统上，人们认为大陪审团几乎总会听从检察官的建议（俗称“连一个火腿三明治都能被起诉”）。然而在此案中，大陪审团 拒绝了三分之一的指控。在其他一些政治性案件中，大陪审团也多次拒绝起诉，迫使司法部撤销或降级处理案件。
• 职业道德的坚守： 司法部内部的许多职业检察官仍然坚守职业道德。科米案的前任检察官因拒绝提起这场 缺乏依据的诉讼 而被迫离职，这显示了体制内仍有专业人士在抵制政治压力。

“我们系统中的一些制衡机制已经淡化成了背景板，比如大陪审团……直到你遇到一个愿意违反规则的检察官，这些机构才突然重新焕发生机。”

这些内部的阻力虽然重要，但当总统决心寻找那些 愿意听命的人 时，这些规范就变得非常脆弱。特朗普政府的人事策略，尤其是在任命司法部长方面，正是为了找到那些不会说“不”的人。

威胁正在扩大

科米案只是一个开始。特朗普政府已经发布备忘录，指示联邦执法机构调查与“政治暴力”有关的个人和组织，这可能被用来广泛打击异见者。

• 目标模糊化： “政治暴力”和“恐怖主义”等术语的定义可能被任意扩大。白宫顾问斯蒂芬·米勒已将加州州长的言论称为煽动“暴力和恐怖主义”，这预示着打击范围可能非常广泛。
• 制造寒蝉效应： 即使调查最终无法形成成功的起诉，其过程本身就具有巨大的破坏力。调查可以耗尽个人或组织的财力，使其在政治上变得“具有放射性”，从而 压制政治活动和言论自由。
• 针对资金来源： 政府指令特别要求执法人员在审问中追查抗议活动的 组织者和资金赞助者。这旨在恐吓那些为社会活动提供资金的基金会和个人，让他们因担心受到牵连而停止资助。

历史的教训与未来的出路

美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行政权力过度干预司法的情况，例如麦卡锡主义时期的“红色恐慌”。当年的危机最终因新闻界的监督和国会的介入而结束。

大多数旨在限制总统权力的“后水门事件”改革，都停留在部门内部的指导方针和行为规范层面，而没有成为真正的法律。当一位总统决定无视这些规范时，它们便失去了约束力。

今天的局势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

• 更强的公民社会： 与上世纪50年代相比，如今的美国拥有一个 更强大、更有组织性的公民社会，能够对政府的越权行为进行持续的抵制和批评。
• 国会的关键作用： 历史表明，如果没有国会的有效制衡，其他所有努力都可能失败。国会掌握着 拨款权和监督权，这是制约行政部门滥用权力的最有力工具。

最终，能否有效遏制司法系统的政治化，不仅取决于系统内部的韧性，更取决于国会是否有意愿和勇气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