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柏翰／名额之外：为什么要关心「隐性歧视」？

關於台灣內閣女性比例的爭議，揭示了政治場域中根深蒂固的性別歧視問題。法律上的顯性歧視雖已逐步廢除，但更難察覺的隱性歧視依然普遍存在於文化、薪資、醫療和法律制度中，對女性造成實質上的不平等。此外，日常語言和行為中的隱微歧視也持續鞏固著刻板印象。真正的性別平權不僅是為了女性，也關乎多元性別群體與男性的解放，是深化民主、達成社會共好的關鍵。

民主化與性別平等密不可分

台灣的民主化進程與女權運動緊密交織。從80年代的街頭運動到2019年的婚姻平權，性別議題的推進一直是民主深化的核心。國際上，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也提醒我們，必須超越形式上的平等，看見那些更為隱蔽的歧視。

CEDAW的核心提醒，就是要超越形式平等，看見那些更隱蔽的歧視。

顯性歧視：法律刻劃的不平等

顯性歧視是指法律或制度中明確的差別待遇。儘管台灣社會不斷進步，但這類歧視的殘餘影響依然存在。

• 勞動限制： 過去《勞動基準法》以「保護母性」為名，限制女性從事夜間工作，實質上卻剝奪了她們的就業與升遷機會，直到2019年才被宣告違憲。
• 財產繼承： 傳統的「祭祀公業」制度長期將女性排除在繼承權之外，直到2023年，憲法法庭才裁定「僅限男性繼承」的規定違憲。
• 生育自主權受限： 台灣至今仍將墮胎罪保留在《刑法》中，這本身就是一種懲罰性思維。

  > 《優生保健法》更長期要求已婚女性施行人工流產需經配偶同意，等於是對女性走入婚姻的懲罰，使其身體自主權不如單身女性完整。

• 人工生殖限制： 《人工生殖法》規定單身女性不得使用人工生殖技術，無論女性選擇生或不生，其身體與生育權都受到婚姻制度的規訓。

隱性歧視：幽微但持續運作著

隱性歧視常被包裝成性別中立的政策或文化習慣，但其結果卻會造成不平等。

• 文化習慣： 儘管法律允許子女從母姓，但2023年統計顯示，僅有 5.6% 的新生兒這麼做，顯示社會壓力依舊強大。
• 薪資差距： 2024年，台灣女性必須比男性多工作 58天，才能賺到相同的年薪，且差距仍在擴大。
• 經濟負擔： 女性一生在生理用品、內衣等方面的額外開銷，形成了「月經貧窮」與「內衣貧窮」，加劇了經濟不平等。
• 醫療偏差： 如子宮內膜異位症等影響大量女性的疾病，長期處於研究不足的狀態，常被誤認為普通經痛而延誤診斷。
• 制度漏洞： 超過20萬名女性移工從事看護工作，卻不受《勞基法》保障，她們的處境是性別、階級與國籍交織下的典型隱性歧視。

隱微歧視：日常不經意的偏見

隱微歧視指的是日常互動中細微但帶有偏見的語言或行為，例如「女生開車很危險」或質疑男性請育嬰假的專業度。

隱微歧視主要發生在人際互動中，帶來的是日常的冒犯；隱性歧視則根植於制度與文化，形成結構性的落差。

這兩者相互加乘：日常的偏見會鞏固社會的刻板印象，而這些印象又反過來合理化了制度中的隱性歧視，讓不平等持續循環。國家有義務透過教育和政策改革，正視這些不易察覺卻會累積造成傷害的偏見。

看見交織歧視，實現多元性別共好

性別不平等從不孤立存在，它與階級、族群、國籍、身心障礙等條件緊密交織。

• 女性移工面臨性別、階級與國籍的多重歧視。
• 女性身心障礙者常面臨被強迫絕育或流產的壓力。
• 原住民族女性則需同時承受主流社會與族群內部的雙重偏見。

同時，父權文化也讓男性付出代價。「有毒男子氣概」要求男性壓抑情感、用社經地位定義自我價值，導致身心健康惡化。推動性別平等並非僅僅是女性的事，而是為了整個社會所有成員的共同福祉。

透過性別平權來守護民主政治

回到內閣性別比例的爭議，這並非小題大作，而是關乎台灣想要建立何種政治文化。保障名額等「暫行特別措施」不是數字遊戲，而是打破由特定性別群體壟斷決策的現狀，促成實質平等的關鍵手段。在全球威權主義復辟的背景下，捍衛具有性別平等精神的民主政治，就是最根本的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