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过去三十年奉行的全球主义战略，试图通过无尽的军事干预来维持单极霸权，但这不仅耗尽了国力，也导致了国内的空心化。如今，世界正回归其多极化和区域化的自然状态，主权国家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相互制衡。美国应放弃意识形态驱动的普世主义，采取一种“主权现实主义”策略，优先关注国家复兴和区域平衡，通过务实外交适应新的世界格局，而非徒劳地追求昔日的全球主导地位。
全球主义幻想的终结
过去三十多年，华盛顿的战略建立在一个幻想之上：美国可以充当世界警察，无限制地扩大北约，并用武力改造其他社会。这些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为名的项目，在掏空美国的同时也削弱了自身。
1989年开始的单极时代已经结束。我们今天看到的并非混乱，而是一种常态的回归。国际体系正在回到其自然状态：一个后霸权、多节点和区域化的世界，其中主权文明大国在各自的历史利益范围内共存并相互制衡。
“美国优先”的现实转向
特朗普主义的核心，在于认识到这一现实。在此背景下，五角大楼提出的新版“国家防御战略”（NDS）草案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转变。它承认历史和地缘政治的回归，并强调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
- 核心优先事项： 优先保卫美国本土和“美国领域”的边界，使其免受区域外干涉。
- 战略收缩： 不再将全球军事遏制中国或俄罗斯作为首要任务。
尽管如此，许多华盛顿的精英，甚至一些特朗普任命的官员，都憎恶这种转变。特朗普从一开始就向那种将美国当作“冤大头”的外交政策共识宣战——这种共识让美国为他国安全买单，并卷入那些让我们更不安全的冲突中。
根深蒂固的全球主义思维
然而，现实主义的回归总是被一种更深层次、更顽固的力量所阻碍：全球主义。这种全球主义与其说是关于自由贸易或国际合作，不如说是一种普遍的认知偏见。它并非一种连贯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制度化的思维惯性，渗透在华盛顿的每个角落。
这种思维模式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
- 自由普世主义： 以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为代表，试图通过武力扩张联盟、国际机构和所谓的“自由民主”，追求一种世界大同的梦想。
- 军事化全球主义： 以约翰·博尔顿等人为代表，坚持通过美国军事的绝对优势来实现永久的单极和单边主义。
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这两派都是全球主义者，都是美国全球霸权的顽固捍卫者，并为了意识形态而牺牲美国的主权。
无尽干预的沉重代价
这种全球主义思维让美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无论是战略上还是经济上。
乌克兰问题： 北约扩张被宣传为捍卫自由秩序，实际上却破坏了欧洲稳定，并将美国拖入一场没有明确结局的消耗战。华盛顿给了乌克兰无法兑现的承诺，最终使其满目疮痍，俄罗斯则更加大胆，欧洲沦为附庸。
中东冲突： 美国最近被拖入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不仅消耗了大量先进的导弹拦截器库存，还暴露了其在弹药采购和整体军事准备方面的严重漏洞。
“由于深陷海外无休止的冲突，美国摧毁了社区，伤害了中产阶级。”
除了战略失误，无休止的海外冲突还让美国背负了 37.5万亿美元的债务。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为了保护通往欧洲的海上贸易而去轰炸他们从未见过的胡塞武装，是完全不值得的。
未来的道路：主权现实主义
美国现在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普世主义，而是一种我称之为 “主权现实主义” 的激进外交政策。这种政策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并以保护美国实力为基础。
这意味着：
- 主权优先： 将国家主权置于普世主义运动之上。
- 区域平衡： 追求区域力量平衡，而非充当全球警察。
- 选择性保护： 保护核心利益，而非追求全面的全球主导地位。
- 国内复兴： 将国内的复兴作为海外实力的基础。
- 务实外交： 基于互惠和战略同理心与对手和盟友打交道，而非道德说教。
归根结底，一个国家要么是为其人民服务的保守联邦，要么是为特殊利益集团和战争寡头服务的帝国，但它不可能两者都是。几十年来，被全球主义思维腐蚀的美国选择了帝国。
世界已经进入了后霸权时代。伟大的转型不是一个需要战胜的威胁，而是一个需要适应的现实。未来的世界不是混乱，而是一个由多个文明大国组成的和谐体系，它们像美国一样，坚持自己的主权，并抵制任何形式的帝国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