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五角大楼正试图通过一份长达17页的新协议来严格限制记者的采访活动，要求所有信息在发布前必须获得官方批准，否则可能撤销记者的采访资格。此举引发了媒体界的强烈反对，认为这严重削弱了新闻自由和公众知情权，破坏了数十年来军方与媒体之间形成的监督与透明传统。尽管五角大楼声称这是为了维护安全和防止泄密，但批评者指出，这实际上是在削弱问责制，让一个掌握着巨大权力的机构更加不透明。
新闻自由面临的新限制
过去，记者进入五角大楼只需签署一份关于佩戴证件和锁好办公室门的一页纸协议。而现在，新规截然不同，对新闻采集活动施加了严厉的限制。
- 事前审批： 新规要求，“信息在发布前必须得到适当授权官员的批准，即使该信息并非机密。”
- 严厉惩罚： 任何发布未经批准信息的记者，其采访资格都可能被撤销，从而被禁止进入五角大楼乃至全球的军事设施。
- 强制签署： 拒绝签署协议的记者将失去他们的通行证，无法再进入这座自1943年以来一直向媒体开放的建筑。
“这些拟议的规则也打破了两党总统在战争和国家危机期间长期以来的做法，这些做法允许五角大楼的记者在没有政治干预的情况下开展工作。”
五角大楼的辩解与媒体的反驳
国防部长 皮特·赫格塞斯 (Pete Hegseth) 将这些变化描述为“常识”，他认为“‘媒体’不管理五角大楼——人民才管理。媒体不再被允许在安全设施的走廊里闲逛。”
然而，媒体的职责正是代表人民，对当权者进行问责。这些新规被视为对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所保护权利的侵犯。新闻机构明确表示反对，认为这些要求阻碍了美国人了解纳税人资助的军队资源和人员是如何部署的。
五角大楼发言人则回应称，这些限制旨在提醒记者，国防部雇员在信息披露方面有严格规定，并防止记者“主动引诱”国防部人员违反规则。
一种倒退：与历史传统的背离
历史上，五角大楼对媒体的开放态度曾被视为其自身利益和对国家责任的体现。如果政府要求美国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服役，那么派遣他们进入险境的决策者就应该愿意回答问题，尤其是尖锐的问题。
许多前国防部领导人将媒体视为一种问责形式。
前国防部长 鲍勃·盖茨 (Bob Gates) 曾表示，若没有媒体报道，他不会了解到沃尔特·里德医疗中心军队及其家属所处的恶劣条件。他坚信，泄密的责任在于政府内部人员，而非报道泄密的记者。
“媒体不是敌人，将其视为敌人是自取灭亡。”
前国防部长 马克·埃斯珀 (Mark Esper) 在其回忆录中详细列举了他与媒体互动的次数，将接受公众质询视为一种自豪和基本职责。
过去，国防部官员甚至会向来访的外国代表团展示记者工作的区域，以彰显美国对 新闻自由 的承诺。
失去近距离接触的代价
限制记者接触信息，最终损害的是美国人民的利益。许多重要的报道并非来自正式发布会，而是源于在走廊里的偶遇和非正式交流。
无法替代的洞察力： 电话采访无法取代走进一位将军的办公室，通过观察他收集的纪念章、墙上的艺术品或日常互动来了解其为人。最好的故事往往是在不经意间发现的。
问责推动进步： 正是媒体的报道，揭露了许多可能危及美军的问题，并推动了改进。
- 关于伊拉克境内伊朗制造爆炸物的报道，促使军方紧急为部队配备防地雷反伏击车 (MRAP)。
- 媒体揭露了美军基地有毒烟雾对士兵的伤害。
- 记者记录了2012年班加西领事馆袭击事件中的安全失误和美军从阿富汗撤离的失败。
有力的领导者会欢迎捍卫其国家安全决策的机会。当世界上最先进军队的领导人不敢面对尖锐问题时，他们看起来不是强大，而是 软弱。开放，在任何意义上，都是自信和负责任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