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金斯诺思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机器”式思维，它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产生疏离，并系统性地破坏了文化的四个根基：“人、地、祈祷与过去”。他警告说，这种对进步和技术的盲目崇拜，尤其体现在人工智能上，不仅是一种技术威胁，更可能是一种精神上的邪恶力量，他甚至称之为潜在的“敌基督”。他主张放弃捍卫或攻击“西方”这种虚假偶像的文化战争，转而采取一种“反动激进”的立场：从底层开始，重建以人为本、有根基的文化，并通过基督教“爱邻如己”的精神来抵抗技术霸权。
“机器”的体感
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不人性的系统中，它像一张网一样在我们周围收紧。这种感觉并非新概念，许多作家都曾描述过“机器”的存在，它至少从工业革命以来就一直在发展。
“鱼在网中感觉不到网正在收紧，但网一直在收紧，直到它们被困住。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处于这种境地。某种东西正在我们周围聚集。”
这种“机器”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 无处不在的技术: 咖啡馆里的二维码菜单、监控摄像头，我们越来越难以在不接入技术网络的情况下生存。
- 人性的丧失: 我们在享受技术便利的同时，也失去了作为人的某些重要东西。大多数人都能感觉到这种损失。
现代性：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
对现代性的憎恨，并非指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而是指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
现代性是一种高度机械化的视角，它擅长分析局部、制造事物，比如登月或研究果蝇的基因。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失去了看到整体的、更重要的能力。这种视角催生了一种新的信仰体系，即“进步”——一种关于技术和道德将无限向前发展的神话。如今，整个西方世界都建立在这个“进步”的终极哲学之上，但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再相信它了。
文化被连根拔起的四个方面
与大多数前现代文化不同，现代世界系统性地破坏了人类文化赖以生存的根基。这些根基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 人 (People): 真实的人际关系和社群。
- 地方 (Place): 与特定土地和环境的深层联系。
- 祈祷 (Prayer): 超越物质世界的精神维度。
- 过去 (Past): 从历史和传统中汲取智慧与认同。
现代性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和技术取代了这一切，使人们变得无根。
人工智能：一种精神威胁？
对技术的担忧在人工智能（AI）上达到了顶峰，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精神问题。
硅谷的领军人物雷·库兹韦尔曾被问及“上帝是否存在？” 他回答说：“还没有。”
这些AI的创造者们自己也常常警告其潜在的毁灭性，但他们似乎无法停止，感觉自己有责任“将这个新生命带入世界”。这种行为类似于创世纪中偷食禁果的诱惑——人类试图通过创造一个超级智能来扮演上帝。
金斯诺思认为，这背后可能有一种更黑暗的力量在运作，他甚至直言不讳地将其与“敌基督”联系起来。无论AI最终是否会成为一个泡沫，我们都正在进入一个极其危险的未知领域。
超越文化战争的陷阱
面对当下的文化战争，金斯诺思描述了自己经历的三个思想阶段：
- 第一阶段：选边站队。 最初的反应是想加入反对“疯狂的觉醒左派”的阵营。
- 第二阶段：选择逃避。 意识到加入任何一方都是一个陷阱，宁愿去森林或修道院隐居。
- 第三阶段：理解根源。 认识到无论是攻击“西方”的左派，还是捍卫“西方”的右派，他们所争论的“西方”本身就是一个偶像，是“机器”的体现。捍卫一个已经失去文化根基的体系是毫无意义的。
“也许我们需要让西方死去，让它死去，这样我们才能活下去。”
真正的出路不是在文化战争中取胜，而是放弃这个虚假的战场，专注于重建真实、人性化的文化。
“反动激进”的抵抗之路
金斯诺思提倡一种“反动激进”（reactionary radical）的立场。这个词描述的是那些抵抗一个破坏性系统的人，他们既“反动”又“激进”。
- 反动 (Reactionary): 他们反抗“机器”系统，因为它正在摧毁他们的社区、文化和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健康的反应。
- 激进 (Radical): 他们并非想回到某个完美的过去，而是希望以一种全新的、植根于人性的方式生活。
这种抵抗不是基于宏大的乌托邦理论，而是基于小规模的、有根基的文化实践。它要求我们为自己划定界限——比如决定永远不使用AI——以避免被完全吞噬。
最终，这种抵抗必须以爱为基础，警惕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无论是国家、民族还是被扭曲的宗教。正如基督教的核心教义所言：爱上帝，并爱你的邻人。这才是对抗“机器”冰冷逻辑的最终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