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正陷入一场关于言论的战争，政府以维护言论自由为名，实际上却在系统性地打压和审查异见。这场冲突的核心在于，特朗普政府一面发布行政命令宣称保护言论，一面却对媒体、大学和个人施加压力。学术界对此也存在深刻分歧：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艾斯格鲁伯主张在自由与规范间寻求平衡，而历史学者达布霍伊瓦拉则批判美国极端的言论自由观，认为言论应像行为一样受到约束。最终，言论自由不仅面临政治挑战，其核心法律基石也可能被最高法院动摇，这预示着整个社会环境将变得更加紧张与分裂。
言论战争：以自由之名行审查之实
当今社会，人们的生计甚至生命，可能不是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而是因为他们所说的话而遭到毁灭。我们生活在一个因表达观点而遭受人肉搜索、网络暴力、封杀、制裁、诽谤和解雇的时代。
荒谬之处在于，一些对言论开战的人，恰恰将自己塑造为言论自由的捍卫者。他们声称，那些他们试图压制的人，才是真正的敌人。
特朗普政府是这一乱象的主导者。他发布了一项名为“恢复言论自由和结束联邦审查”的行政命令，但其政府随后的行为却截然相反：
- 因美联社未使用其偏好的地理名称而禁止其参加某些新闻活动。
- 制裁那些代理其政治对手的律师事务所。
- 以发表的观点为由，逮捕并试图驱逐合法移民。
- 以所谓的“反犹言论”和“左翼偏见”为由，切断对大学的资助。
- 起诉《华尔街日报》诽谤。
- 威胁要吊销那些播出批评其内容の媒体公司的牌照。
这些行为并非简单的社会排斥或政治喊话，而是基于观点的、由政府主导的迫害。这恰恰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禁止政府做的事情。
校园争议：被夸大的替罪羊
与政府行为相比，大学校园里的一些言论冲突，例如学生抗议保守派学者的事件，其实是小巫见大巫。然而，在言论战争中，大学生却常常成为被指责的对象。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克里斯托弗·艾斯格鲁伯在他的新书《尊重的措辞》中提出了一些看似理性的观点。他认为，言论必须“既不受审查，又受到规范”，并主张校园言论应遵守文明礼貌的规范。
然而，这种观点显得过于理想化和保守。言论自由的初衷恰恰是为了保护那些“我们所厌恶并认为其充满致命危险的观点”。更重要的是，艾斯格鲁伯在他的书中刻意回避了普林斯顿近期发生的更棘手的争议，例如：
- 2024年春季校园内的亲巴勒斯坦宿营抗议。
- 2020年数百名教职员工联名签署请愿书，要求设立一个委员会来调查和惩戒“种族主义行为、事件、研究和出版物”。
这份请愿书被许多人解读为对学术自由的惊人攻击，因为它提议成立一个有权审查学术出版物是否存在种族偏见的教师委员会。
艾斯格鲁伯对这些事件的忽略，暴露出他更关心的是保护学校声誉，而非真正深入探讨言论自由的复杂困境。
学术界的分裂：两种对立的言论观
关于言论自由的根本分歧，在学术界体现得淋漓尽致。普林斯顿历史系教授法拉·达布霍伊瓦拉在他的新书《什么是言论自由？一个危险思想的历史》中，提出了与校长截然相反的观点。
达布霍伊瓦拉认为，美国绝对化的言论自由是一个“危险的想法”，甚至是“一个坏主意”。他的核心论点是：
- 言论与行为没有本质区别： 他认为，言论和行为之间所谓的效力差异“只是一个方便的神话”，我们应该像管制行为一样管制言论。
- 言论自由反映权力关系： 历史上，言论自由的概念一直是“种族化和性别化”的，主要服务于白人男性的权利。因此，它会巩固现有的不平等。
- 反对有害言论是合理的： 他主张，“反对你认为具有严重危害性的言论，并主张这些言论不应被界定为‘言论自由’，是完全合理的。”
讽刺的是，这种逻辑恰恰为特朗普政府的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当学者们试图将某些言论污名化时，他们忘记了言论自由的第一法则：今天的被监管者，可能就是明天的监管者。
法律基石的动摇
当前，许多机构向政府压力屈服，不仅仅是出于恐惧，更是基于对未来法律走向的现实考量。他们担心最高法院会支持政府的行动。
最大的担忧在于言论自由法律的基石——1964年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New York Times v. Sullivan）可能被推翻。
- 该案确立了“实际恶意”原则，即除非媒体在报道时存在“明知其虚假或罔顾其是否虚假”的意图，否则公共人物不能以诽谤罪起诉媒体。
- 这极大地提高了公共人物赢得诽谤诉讼的门槛，有力地保护了新闻和言论自由。
然而，最高法院的克拉伦斯·托马斯和尼尔·戈萨奇等法官已明确表示，他们有兴趣推翻这一判例。如果《沙利文案》被推翻，将为特朗普等政治人物打压批评声音提供一个强大的新武器，进一步加剧美国的言论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