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链接，2025年9月20日

人类决策存在两种理性模式：一种是系统的学术理性，另一种是进化而来的生态理性。然而，生育决策并不完全遵循这两种模式，也不受传统经济激励的影响。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与技术的互动正从主动协作转变为被动接受结果，失去了对过程的理解与控制。此外，社会观点也呈现分化，例如Z世代男女对生育重要性的看法截然相反。尽管部分政治群体表现出极端文化，但社会整体仍以理性温和派为主，无需通过极端对抗来解决分歧。

两种理性与生育决策

人类在做决定时，至少会使用两种不同的逻辑或理性形式。

• 学术理性 (Academic Rationality): 这是指通过科学方法、形式逻辑和概率思维等框架发展起来的认知技术。它通常是我们所说的“要理性”时指代的思维方式。
• 生态理性 (Ecological Rationality): 这是指人类在漫长进化中形成的“快速而节俭”的直觉判断。它适用于祖先生存环境中的常见任务，如选择配偶、决定吃什么等。

生育决策似乎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系统。从学术理性角度看，降低育儿成本理应能提高生育率，但现实并非如此，因为人们做决定时通常不考虑这些激励因素。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生育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而非深思熟虑的选择。人们首先考虑的是“我想和这个人在一起吗？”，如果有了孩子，接下来的问题是“我要保护这个后代吗？”。

整个过程中，没有人需要问自己是否要生孩子。繁衍就这么发生了，无需刻意商议。

一个思考生育决策的视角是：我认识的同龄人几乎都希望成为祖父母。因此，可以思考一下，你现在关于生孩子的决定将如何影响你未来成为祖父母的机会。

从协作者到祈求者：与AI工作模式的转变

在处理日益复杂的任务时，我们与人工智能的互动模式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我们只需提出一个模糊的请求，就能得到一个惊人而复杂的输出，但我们完全不参与过程。

• 我们不知道AI是如何做出选择的。
• 我们无法确认结果是否完全正确。
• 我们正从塑造过程的协作者，转变为仅仅接受结果的祈求者。

这种转变意味着我们从与一个“共同智能”合作，变成了与一个“巫师”打交道。魔法发生了，但我们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些结果。这种“产出惊人，过程不透明”的模式在研究任务中尤其明显。

我们得到了神奇的东西，但我们也变成了观众，而不是魔术师，甚至连魔术师的助手都算不上。在共同智能的模式下，我们引导、纠正并与之合作。而现在，我们越来越多地只是提示、等待，然后尽力去验证。

Z世代对生育看法的性别差异

Z世代的男女在多大程度上将生育视为个人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上存在显著差异。

• 投票给特朗普的Z世代男性，将生儿育女视为个人成功定义中最重要的事情。
• 投票给哈里斯的Z世代女性，则将生儿育女排在个人成功定义中第二不重要的位置。

这可能颠覆了传统观念，即女性比男性更重视孩子。对于Z世代的特定群体而言，情况可能正好相反。传统上，生育被视为女性身份的核心，但至少有一部分Z世代女性似乎正在拒绝这一观念。

政治极端主义与理性中庸

一些评论员认为，左翼中的某些派别在文化上表现出一种推崇自恋、情绪不稳定和操控性残忍的特征。这种观点引出了一种悲观的预测：

战胜这些极端分子的方式本身可能需要采取同等程度的邪恶，而这并非胜利，只是一种投降。

然而，现实情况可能并非如此。美国社会的大多数人仍然是文化上的“正常人”或温和派。虽然有一部分左翼群体确实很疯狂，并对大学等机构产生了影响，但社会整体仍然是理性的。

我们不需要一场战争来击败这些疯狂的人，更不需要在我们自己这边释放同样疯狂的力量。美国的主体仍然是理性中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