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等教育：定位迷失，何去何从

自19世纪末以来，美国高等教育始终在 文化熏陶、职业准备 和 学术研究 这三个目标之间摇摆不定。哈佛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推动了以实用性和职业为导向的改革，而普林斯顿的詹姆斯·麦考什等传统主义者则坚守古典人文教育。随后，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为代表的研究型模式又为大学增添了新的使命。最终，现代大学演变成一个混合体，至今仍在试图平衡这些相互矛盾的目标。

传统与变革的冲突

19世纪末，美国高等教育站在一个十字路口，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理念。

• 旧式学院的坚守： 内战前的美国学院规模小，与宗教挂钩，纪律严格。其核心目标是培养“文化”，即通过学习古希腊和罗马的语言、文学和历史，塑造学生的思想和人生态度。这种教育追求的是 模糊而无形的智力收益，而非具体的职业技能。

• 哈佛的实用主义改革： 与此同时，哈佛大学的新任校长 查尔斯·埃利奥特 提出了一套截然不同的愿景。他认为，大学不应仅仅是传授文化的场所，更需要为学生的职业生涯奠定基础。他主张将科学和技术领域整合到大学中，让学生为商业世界做好准备，成为一个“善于观察、判断审慎”的人。

埃利奥特认为，大学的工作是“将一个天资和意图尚可的男孩，转变为一个善于观察、判断审慎的人”，并准备好“在职场中迅速晋升”。

三种模式的拉锯战

埃利奥特的改革引发了激烈的辩论，并最终形成了塑造现代大学的三股主要力量。

1. 古典人文教育的捍卫者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 詹姆斯·麦考什 是埃利奥特最尖锐的批评者。他认为，放弃古典课程是一种丑闻，哈佛“不再要求其毕业生了解古代最完美的语言、最宏伟的文学和最高尚的思想”。他担心，实用主义的“功利”最终会吞噬人文教育的“精髓”。

2. 实用职业导向的推动者

埃利奥特 则不断寻求一条中间道路。他并不完全否定古典教育的地位，但他坚持认为，真正的学习必须拥抱“新的发现领域”，邀请学生“走在新开辟的道路上，也走在历史悠久的道路上”。他希望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世界之间建立桥梁。

3. 学术研究模式的兴起

1876年成立的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带来了第三种模式。它将 学术研究和高等 scholarship 置于首位，甚至最初计划完全放弃本科教育。这种模式将大学的重心从学生教育转移到了教师的学术追求上。这迫使哈佛等校也不得不开始重视教师的研究成果，以争夺人才。

至今未解的矛盾

最终，现代大学成为了一个融合了这三种模式的混合体，其内在矛盾从未完全解决。教育家爱德华·A·伯奇在1909年回顾自己的大学生涯时，既看到了旧式古典教育的“狭隘和荒谬”，也怀念那种纯粹追求智识和精神生活的时光。

• 研究型大学的代价： 到了20世纪中叶，大学校长们坦然承认，为了保证教师的科研产出，“尚可接受”而非“杰出”的本科教学成了大学运营的必要成本。
• 文化与职业的平衡： 伯奇感慨，他那代人将四年青春“完全无意识地奉献给了智力生活和道德精神”，这种体验在现代大学中已不复存在。

也许是时候恢复一些那种精神了。也许人们会看到，“为生活做准备和为工作做准备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关于大学究竟是为谁、为什么而存在的核心辩论从未停止。如何在思想生活和现实世界之间取得平衡，依然是美国高等教育需要寻找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