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直面二战历史遗留问题

这篇内容探讨了台湾如何处理其复杂的二战历史。由于曾是日本殖民地，超过二十万台湾人当时为日本帝国军队服役。这段历史导致了如今的分裂记忆：中国大陆强调其抗战胜利和对台主权；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则侧重于自由民主的身份，淡化与日本的关联。文章的核心在于台湾内部的矛盾，特别是那些曾为日本作战的台湾兵和“慰安妇”群体的历史长期被官方忽视。通过高雄一座纪念馆的故事，揭示了台湾社会仍在努力面对这些历史矛盾，并在追求“转型正义”的道路上艰难前行。

一场跨越海峡的“记忆战争”

对于二战结束的纪念，海峡两岸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叙事方式，这背后反映了各自当前的政治目标。

• 中国的立场： 中国通过盛大的阅兵仪式，强调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和历史贡献。其核心信息是，尊重战后秩序就必须承认台湾归还中国。北京希望以此树立一个“正确历史观”。

• 台湾的立场： 台湾的民进党政府则采取了“更柔和的方式”。他们利用纪念日来推广台湾作为自由民主捍卫者的身份，并批评中国的阅兵是“浪费金钱和资源”。官方的纪念活动，如图片展和音乐会，旨在强调“用抗日战争的精神来保卫中华民国、民主和自由”。

这种官方叙事的差异，实际上是一场围绕历史解释权的“记忆战争”。

被遗忘的台湾兵

在官方叙事之外，台湾南部城市高雄的一个非官方纪念活动，讲述了另一段被忽视的历史：那些曾作为日本殖民地人民为日本而战的台湾人。

二战期间，超过 20万 台湾人在日本军队中服役。当时，台湾人已接受了数十年的日本殖民教育，并在“皇民化运动”（kominka）下被塑造成“帝国臣民”。

他们参战的原因各不相同：

• 一些人是自愿的，怀着“爱国精神”。
• 大多数人是被征召或被迫服役。
• 许多人担任护士、技术员或翻译等非战斗角色。
• 约 2,000名 台湾妇女被强迫成为“慰安妇”。

战争结束后，约 3万名 台湾人死亡或失踪。高雄的“战争与和平纪念公园”是台湾唯一纪念这些台湾兵的博物馆。

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馆长李文環解释道：“他们想去打仗吗？不，他们只是觉得‘这是我的国家，国家征召我，我别无选择’。”

这座纪念馆旨在传达一种悲剧：一群被迫为三个不同政权（日本、国民党、共产党）作战的人，却在战后被剥夺了承认和补偿。

战后的“政治遗忘”与历史重塑

1945年国民党政府接管台湾后，为了巩固统治，开启了“中国化”进程，并刻意“遗忘”了台湾人曾为日本作战的历史。

• 语言与文化改造： 普通话取代日语成为官方语言，街道名称被更改，以消除“日本奴化”的象征。
• 身份的重新定义： 国民党政府选择性地“原谅”了这些台湾兵，避免将他们视为汉奸，从而将他们重新纳入“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中，以争取民心对抗共产党。

在戒严时期，这段历史被“政治性地遗忘”，唯一的官方叙事只剩下中国的抗日胜利。直到1980年代末台湾民主化后，这些被压抑的故事才得以重见天日。

在争议中前行的“转型正义”

民主化让台湾人首次能够公开研究和讨论自己的历史。然而，这段历史的诠释至今仍在台湾内部引发激烈争论。

对于民进党政府而言，处理这段历史就像“同时骑两匹马”。一方面，他们需要迎合那些认为自己与中国有别的本土派支持者；另一方面，又要团结那些与国民党一同来台、对日本侵略有切肤之痛的蓝营群体。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 Rana Mitter 指出：“民进党强调战争的意义在于反抗独裁，这是一个政治上有利的叙事，但也回避了‘谁在什么时间与谁作战’的尴尬问题。”

前总统马英九等蓝营人士批评民进党“刻意淡化日本的暴行”，为了“讨好日本政府”而忽视了“慰安妇”等受害者的苦难。

同样，“慰安妇”议题也因政治化而变得复杂。由于台湾社会对日本相对友好，以及当前与日本的安全合作关系，民进党政府对此议题关注甚少。讲述“慰安妇”故事的“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长期面临资金困难，生存艰难。

面对矛盾：和解的未竟之路

高雄的纪念活动和博物馆，虽然填补了历史空白，但也存在局限性。它更多地聚焦于台湾人作为“受害者”的一面，而较少反思其作为“加害者”的角色——即作为日本帝国军队的一部分对其他亚洲人民造成的伤害。

“今天仪式的重点不是要重新探讨二战的是非对错，”博物馆馆长李文環说，“而是回顾那场战争时，我们会发现许多人是出于各种原因，莫名其妙地被卷入其中。”

这种叙事方式代表了另一种“遗忘”。然而，台湾社会也开始出现更具批判性的反思。学者和作家的作品开始探讨台湾人在殖民背景下的复杂身份，承认被迫与责任并存。

这是一个民主社会在“去殖民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课题。向公众解释历史的复杂性，就像解释大屠杀为何会发生一样重要。

台湾摆脱戒严统治仅三十多年，仍在处理其创伤性的过去。如今拥有了记忆的自由，追求“转型正义”的道路必然要求它勇敢地直面历史中所有痛苦和矛盾的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