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正走向终结，因为它已被算法和人工智能驱动的低质量内容所淹没，导致用户疲惫不堪，真实互动减少。未来将转向更小、更私密、更注重信任和有意义连接的数字空间。要重建一个更人性化的网络，需要将社交平台视为公共事业，通过透明算法、用户主导的治理和数字素养教育来实现。
被内容淹没的真实
社交媒体最初的承诺是真实的连接，分享朋友的婚礼或亲戚的宠物。但如今，这种承诺已被打破。信息流不再感觉像是挤满了人，而是挤满了内容，这些内容更多地关乎消费，而非人际交往。
- AI 生成的垃圾信息泛滥： Facebook 等平台已成为 AI 生成的垃圾信息库，充斥着诱导点击的标题、半通不通的文章和模糊的 AI 图像。
- 真假难辨： 人类内容和合成内容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而平台似乎无力或无意去管理。
- 语境的崩塌： 当代社交媒体内容常常是无根的，脱离了文化记忆和人际交流。它为吸引注意力而优化，而非为传递意义。
我们正淹没在这种虚无之中。
“机器人女孩”经济
现代社交媒体时间线的主旋律是一种自动化形式：经过高度优化、与性擦边的虚拟人。她无处不在，用自拍回复热门推文，并最终链接到 OnlyFans 等平台。她有时是真人，有时不是，但这已不再重要。
这种由机器人、诈骗者和营销漏斗构成的融合体，催生了所谓的 “机器人女孩”经济，一个由经济不稳定驱动的准社会市场。其核心逻辑是：注意力是稀缺的，亲密关系是可以变现的。
- 界限的侵蚀： 为了留住注意力，一些创作者开始像算法一样行事，自动化回复、优化内容、大规模模仿情感。真人扮演合成角色，合成角色模仿真人，表演与意图之间的区别必然会消失。
- 精心策划的“可得性”： 如今的虚拟形象投射出一种精心策划的亲和力：她们有吸引力但并非完美无瑕，其风格暗示她们可能真的对你感兴趣。这是一种经过校准的效果，既有人性以确保可信度，又有足够的人工痕迹以便规模化。
- 营销的自动化： 许多创作者使用 AI 生成个人资料照片、制作视频、合成声音或自动化私信。对用户而言，这是一种网红、聊天机器人和寄生式营销循环的奇怪混合体。
互动率的断崖式下跌
尽管内容泛滥，但用户的互动正在消失。各大平台的平均互动率正在迅速下降。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在社交媒体上联系或交谈，他们只是在 wading through slop（在低质量的内容中跋涉）。
时间线不再是信息或社交的来源，而更像一个情绪调节设备，通过不断更新的新奇内容来抑制停止刷屏的焦虑。
平台几乎没有动力去阻止这股潮流。合成账户成本低廉、不知疲倦且利润丰厚。系统的设计目标已经从促进点对点互动，转变为获取原始的用户注意力——如停留时间、浏览速度等。其最终结果是一个你不断被搭话，却从未被真正倾听的网络世界。
大分流时代
社交媒体的衰落并非一声巨响，而是一声叹息。用户正逐渐流向更小、更慢、更私密的空间，如群聊、Discord 服务器和联盟式微博——一个由无数小花园构成的网络。
- 增长停滞： 尽管社交媒体的总用户数仍在上升，但年增长率已从本世纪初的两位数急剧下降到仅 4-5%。
- 微型社区的兴起： 像 Patreon 和 Substack 这样的平台正在崛起，创作者在这些地方追求深度而非广度，追求用户留存而非病毒式传播。
- 信任的回归： 在这些空间里，创作者不是追逐病毒式传播，而是培养信任。这些空间通常有付费墙或严格管理，至少能将机器人挡在门外。
从吸引力到精疲力竭
社交网络建立在注意力的基础上，但经过二十年，这个机制已经反转，用疲惫取代了连接。
“多巴胺戒断”和“数字安息日”已进入主流。人们刷屏不是因为享受，而是因为不知道如何停止。
创作者们也在退出。与永不眠息的合成表演者竞争，让他们觉得这场竞赛不仅累人，而且荒谬。当注意力经济达到其外部极限时，我们已经耗尽了关心的能力。
愤怒使人疲劳。讽刺变得平淡。病毒式传播吞噬了自己。信息流不再带来惊喜，而是起到了镇静作用。
走向有目的的架构
大众社交媒体的继任者并非单一平台，而是一系列分散的小巷、沙龙和加密休息室。未来指向一个更安静、更分散、更人性化的网络。
真正的解药在于“刻意摩擦”——在数字互动中引入停顿和反思的设计模式。
我们可以设想一些改变：
- 引入延迟： 在发布回复前设置 90 秒的延迟，以遏制冲动性发言。
- 增加透明度： 显示用户在上传前已花费的浏览时间，或展示数据中心的碳成本。
- 打破循环： 这些微小的摩擦正是打破被动消费循环、将意图带回数字互动所需要的。
新的治理框架
最激进的重新设计可能是将这些平台视为公共事业，而非私人赌场。
一个公共服务模式将包括：
- 透明的算法： 接受公众审计。
- 用户代表： 参与治理委员会。
- 新的收入模式： 基于公共资金或会员费，而非监控式广告。
- 社会影响评估： 衡量平台对社会的影响，而不仅仅是使用率。
去中心化协议（如 ActivityPub 和 atproto）为技术架构提供了方向，但仅有协议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治理支架”，例如：
- 算法选择权： 允许用户在不同推荐系统之间切换，如按时间排序、优先显示互关好友、或由可信机构策划的列表。这应成为一项公民权利，而非隐藏设置。
- 数据红利： 如果平台通过我们的数据获利，我们应该分享这些利润。
- 可移植的身份： 允许用户在不同平台间移动，而不会丢失他们的历史记录和社交关系。
将数字素养视为公共健康
最关键的是，我们需要将数字素养重新定义为一种集体能力，而非个人责任。
- 普及算法素养： 从小开始教育人们理解推荐系统如何运作，以及个人数据如何塑造我们所看到的内容。
- 建立行为保障： 实施默认保护隐私的设置、为病毒式内容设置强制“冷静期”、在平台进行重大更改前进行算法影响评估。
我们既要约束现有系统的损害，也要并行构建更好的系统。这需要我们集体想象并建立服务于人类福祉，而非收割人类注意力的系统。社交媒体的末日，或许是更人性化网络的开端——一个我们为了被倾听、找到同伴和建立连接而上网的时代。